若無其事的活著~~

  
這篇文章不是說這三個俄羅斯文學家不偉大，而是要說台灣辦的這個展覽真的不怎麼樣。
我是在12月的時候去台南的國家臺灣文學館看的，那時就覺得─「不怎麼樣」，一直想寫個東西來表達一下感想，但是拖到現在，已經搬到台北展了，才開始寫。
我說不怎麼樣，不是說展覽的東西不夠精彩還是多元，展覽品陳列的很多。但問題是，籌劃展覽的單位好像就是一直塞展品給參觀者而已。
既然是標榜俄羅斯文學展覽，當就應該要向參觀者說明幾個問題：1.俄羅斯的文化內容是什麼，2.(近代)俄羅斯文學內涵是什麼，3.這三位文學家為何算是巨人，4.他們在俄羅斯文學的地位和影響力在哪裡。
但是對於這些問題，這次展覽卻說的不清不處，也不能幫助我們了解俄羅斯文學的內容。展覽的名稱還有「走向人民」，但這三個人的文學是怎麼走向人民的，他們的作品和俄羅斯人民生活有多親近，俄羅斯人民又是怎麼樣的社會狀況，展覽中看不太出來。
展覽品內容是很多，但是雜亂無章，感覺上塞了很多東西，可是卻沒有什麼系統性的整理。但我不認為：普希金小時候的睡衣能告訴我他的文學成就有多大，托爾斯泰模擬墓碑能說明他的寫實文學內涵是什麼，蕭洛霍夫展場中一大堆哥薩克民族文物能解釋為什麼《靜靜的頓河》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而且，每位文學家也只介紹了幾本的作品而已。
展場後的販賣部也一樣，賣了一大堆跟這三個文學家、跟俄羅斯文學、甚至跟文學毫不相關的書，但是，這三個文學家的很多作品卻找不到，《靜靜的頓河》就沒有，當然《靜靜的頓河》沒有繁體中文版，那可以賣簡體字(中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有出，1982年出版，譯者是中國老一輩翻譯家金人)，或賣英文版也可以啊，我相信那種展覽，不少人貴一點也願意買的。
而且很奇怪的是，在台南展的時候，蕭洛霍夫的展覽場卻放在跟其他兩個文學家有點距離的展場，還要走到文學館的另外一角落去。
強調一點，這些是我在台南看的心得，搬到台北市展我就不知道狀況會不會改進了，可能差別是在於，國家臺灣文學館不收門票，而台北市的國立台灣博物館要買票的樣子。
如果是抱著好奇看看的心態，應該是不錯，可是如果是抱著對文學的興趣和愛好，想深入了解俄羅斯文學，那我想你會有點失望。這就是我對這次展覽的看法。
(本文部份內容來自我學長)

一是發紅包，二是去廟裡拜拜，兩樣我都不喜歡。 
每次發紅包就是一付所有人都圍上去爭著要的醜態，這是怎麼搞的？為什麼台灣的政治人就是愛搞這種恩賜性的東西？把所有人都當成你的「子民」嗎？已經2007年了，為什麼老是愛搞這種封建式的東西？拿的人真的能得到祝福或好運嗎？更別說老是造成局部交通堵塞和秩序混亂。 
去廟裡拜拜本身沒什麼，很多人都會去廟裡拜拜，但政治人物去廟裡拜拜的動機是什麼？是求平安嗎？如果是這樣子有必要弄得一堆媒體大肆出動嗎？廟宇是清淨之地，雖然近來台灣信仰世俗化了，但也不應該淪為政治造勢的地方！如果是要祈求自己在政治環境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那麼應該問人民的意見而不是問鬼神，因為現在台灣是民權時代不是神權時代！
 
還是台灣人真的喜歡看政治人物做這些事？等哪天有個政治人物不做這些事了，我會全力挺他！

 
日本宮崎縣上個月進行知事(就是台灣的縣長)補選(原來縣長因貪污辭職)，結果選出一個搞笑藝人東東先生當選宮崎縣知事。
東東先生，日文藝名是そのまんま東，中文直接翻叫「就照原樣東」，發音是Sonomanma Higashi，據我爸說，這意思就是「照原來一直往東走」的意思，本名則叫東國原英夫(姓東國原名英夫，Higashikokubaru Hideo)。台灣有的媒體寫成Sonomanma Azuma是錯的，可能是《白色巨塔》石阪浩二演的東(Azuma)教授太紅，所以不加查證，結果媒體互相引用一直錯下去，還有海外華文媒體跟著錯。
東東先生以前常常上「火燄挑戰者」、「上岡一言堂」這些節目，現在如果常常看重播節目應該還可以看到，他的註冊商標就是那個禿頭。
而是他參選之前，其實正因為一些事情中斷了演藝生涯好幾年，因為他1999年在所屬的搞笑團體「北野武軍團」忘年會上毆打後輩。
這段期間他幹嘛了呢？他去唸書了，他在2000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的第二文學部(差不多等於台灣的大學進修部)，並且在2004年畢業。後來他本來又繼續念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但是念到去年中斷。
2006年，他中斷學業，然後又跟第二任妻子離婚，後來「北野武軍團」所屬經紀公司又跟他解約，等於他在演藝界被迫退休。在經歷了低潮之後，他在今年1月宣佈參選宮崎縣知事補選，並順利當選。
他的當選我覺得蠻訝異的，不是因為藝人身份。一是因為他正臨人生低潮，二是日本之前有幾個藝人當選過知事，但是評價都不怎麼樣，像導演青島幸男(常常在《超級變變變》當評審)當過東京都知事(1995~1999，之前1968~1992當過5屆參議員，去年12/20因「骨髓異形成症候群」過世享年74歲)，搞笑藝人橫山諾克當過大阪府知事(1995~1999，之前也當過四屆參議員)，結果因性騷擾案下台。結果日本人還是會把票投給藝人，實在令人不可思議。小林善紀的漫畫《台灣論》就嘲笑過日本政壇這個問題。
但這次宮崎縣知事補選，幾個政黨都只有推薦，沒有提名候選人。結果東國原用清廉為號召，表示上任後會減少知事的待遇，公務車之類的支出都會減少，就吸引不少選票。根據幾個日本媒體民調，大部份中間選民(無所屬選民)都把票投給東國原，或許是對前一任貪污下台不滿的表態吧！
東國原一上任就碰上禽流感問題，而宮崎縣又是產雞的農業縣。東國原知事就公開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樣子就不吃雞肉，還送雞肉給到宮崎春訓的日本職棒隊，以推廣雞肉。從公衛觀點來看，他這樣子做是對的，因為煮沸的雞肉本來就不會有禽流感。
以前我對宮崎縣只知道有香菇(很多香菇禮盒上面都寫「宮崎名產」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現在還知道那邊有雞和搞笑藝人縣長。東國原做的怎麼樣，還可以再觀察。不過我希望台灣的藝人不要亂七八糟學，也跑出來搞政治，以前台灣藝人搞政治的成績實在比日本差太一大截，所以拜託千萬不要！

 
美國的總統選舉，一年多前想選的人就已經公開表示想參選了，台灣總統大選已經剩快不到一年了，到現在還有幾大天王都還不表態，忸忸怩怩，不知道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還有台灣的選舉，不知道怎麼搞的，政黨就是一定想用協調的。為什麼不來一場乾乾脆脆的初選呢？大家來初選，輸了就認帳退出。結果初選完了有的還不認帳，硬是要選，結果只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同黨的提名人。
大概這就是我們的民主政治還差別人一大截的地方吧！

為什麼我們要用槍砲這些東西來隱喻性行為？
性的目的不是製造生命嗎?
但是槍砲是消滅生命的啊！

很久以來總是聽說很多大學教授打混，所以到了考試都用電風扇吹考卷，吹的比較遠的分數低，吹得近的分數高。據說原理是，教授認為寫的多的考卷比較重故飛得近，寫的少的考卷比較近故飛的遠。
最近我靈機一動，想想為何不實際驗證一次看看。
我們就去找一些大學，然後請一些教授提供他們上課考試的考卷，先認真改過一遍。然後，再用電風扇吹一次。
接著，我們比較一下，電風扇吹的，跟老師認真改的，有沒有什麼統計上的差異？
這個點子不錯吧？看有沒有人要提供給DISCOVERY的「流言終結者」那兩個寶貝蛋，還是日本的「冷知識之泉」去做。
不然，其實也可以找國內教育方面的研究單位去做啊，但是，我想這種Paper大概國科會連一毛錢也不會補助，也沒有SCI或SSCI的期刊要登吧，所以可能國內也沒有教授會去做這種研究。
不過，至少可以去參加看看「搞笑諾貝爾獎」(Ig Nobel Prizes )吧。
可能有人會認為，萬一作出來結果，電風扇吹的跟認真改的沒有差異，會不會助長老師打混？我覺得教育本來就是良心事業，本來就是要混的，就算研究結果作出來沒有差異還是會打混，本來認真教學的就還是會認真工作，所以不會有什麼影響。

美國堪薩斯州Wichita State University舉辦的一個研討會的mark。
台中縣黎姓男童虐童案，已經過了一個多星期了，社會也逐漸淡忘了。台灣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事情發生之後，草率又不經思考的倉促反應，又很快的丟到遺忘的角落而去。這段期間一直想寫篇什麼東西，談談這件事，但因為自己的怠惰，所以一直拖延到現在。越拖越糟，一直拖，想法就一個一個蹦出來。
關於社工人力的問題，這個很多社工前輩和第一線工作者的文章及投書中，都已經提過了，事件後很多媒體也都報導過了，我就不再提了。一開始我想到的這次事件中被大家責難的社工叫「小如」，無巧不巧的，我很快地想到了另外一個「小如」，三年前商業周刊力作「一個台灣，兩個事件」裡面，那個賣山藥的「小如」。
兩個小如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大人，一個是小孩，一個已經在社會工作領域服務了四年，一個還是懵懂無知的兒童。但是，他們都曾經被媒體關注過。只是，而在這個體系裡的受助者，得到媒體無條件的關愛，還得到大賣場協助；在這個社會體系中，擔任助人者角色而兢兢業業的社會工作員，因為一時的失誤就得忍受排山倒海的責難跟壓力，還被同事擔心可能「自殺」。
兩者看起來好像還是沒關連？
這樣子說好了，在媒體這種習慣短期間大量針對單一弱勢個案報導，但最後消息擴大，社會壓力湧現之後，真的要去處理個案問題的是誰？還不是在第一線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社工或其他社會行政人員？ 或許從媒體的立場而言，他們本來也就不負責解決問題，而是負責揭露和報導事實，但媒體工作者不知道，他們發一則報導可能只是幾小時的事，但是卻因此左右了龐大社福資源的分配，並讓一群社工累的半死，嚴重的是造成無謂的社會福利經費和人力的錯置。
這種例子實在舉不完：像幾年前爆發了幾件獨居老人死在家裡，卻好幾天之後才被發現的事件，媒體大量報導，結果社會局就不得不辦理「老人問安」服務，就是社工或社政人員得一直打電話去獨居老人家中問老人狀況，搞的一些想享受清悠的獨居老人深受干擾，社工也是莫名其妙多了一項業務。到現在還有一些縣市政府把開辦這種無謂的業務當成一項社福政積，而沾沾自喜。整個社會好像就沒有人相信，有老人是甘願獨居的，但是去問社工，他們就會告訴你「有！」。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是，媒體報導完個案之後，大量資源和民間捐款湧向個案，造成排擠效應，也造成個案或社政單位困擾。就曾聽過社工前輩講過，她的一個個案上了媒體，結果數以千萬計的捐款湧入社政單位，她還得每天去郵局，把一麻袋的劃撥單提回機構。而這些錢的稽核和管理，也成了機構的一大困擾。還有之前的罹患ALD的張家三兄弟，三天內湧進7千萬捐款，結果張父執意去美國治療，最後還是回台灣，結果是浪費了社會資源，好像也沒有誰去檢討這中間誰出了什麼差錯。
當媒體大量聚焦單一個案之後，那些民選官員為了因應輿論壓力(講更白一點是為了選票)，只好去叫社政部門暫時將資源和人力，投注在個案或個案相關的領域上，也許從第一線工作者的觀點，最重要的或許不是這個媒體短期內過度膨脹的問題，但是他們就是得要暫時放棄他們的重點工作，去應付某些扭曲又瞎攪和出來的問題。這就是我所說的，社福人力和資源因媒體影響，無端的錯置。
媒體短暫地鬧完，賺到發行量或收視率之後，社工還是要工作。當社會福利工作者要花費心力，去處理各種社會問題時，製造(扭曲)問題之一的媒體，卻在社工背後捅他們一刀，說他們「冷血」、「官僚殺人」、「冷漠」，這對辛勤工作的社會工作人員真是情何以堪？
媒體常常會過度膨脹某些問題，但卻會常常對某些長期性社會問題視若無睹，等到爆發了相關問題，才突然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就像這次黎小弟弟事件，好像才突然有媒體發現社工人力是不夠的，其實這個問題在政府開始在社會局配置社工以來，就一直是這樣子。還有這幾年，媒體突然很喜歡報導貧困人家的狀況，把人家的痛苦不幸拿來當賣點，此外也很喜歡報導自殺事件，最熱衷的是一家人集體燒炭的那種。好像台灣在2000年之前是沒有窮人的，可是我1996年進社工系之後，這種案例在課堂上早已經念到不要念了，更不要說1992~1993台灣早就進行過一波社會福利制度的辯論。而在那些時候，媒體又在哪裡？
社工的專業組織，這次卻沉默的不得了。社工師公會、專協，幾乎沒什麼人出來講幾句話。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我們應該去抵制這次報導的最惡劣的某間媒體。其實我想有一個箇中原因─社福團體惹不起媒體的。對缺乏資源的社福團體而言，極度仰賴媒體作為發聲或募款的管道，跟媒體要是關係不好的話，可是會有大麻煩的。
我也只能寄望媒體以後下筆之前，能多收集資料，了解一些事情背後結構面的問題，深入了解體制上的問題，不要流於煽情的報導，而「媒體賺錢，累死社工」。其實記者工作狀況有時蠻像社工的，常常要碰觸社會黑暗面，工作條件差，業務壓力大又待遇不高，既是同病相憐，記者又何苦為難社工？

http://sa.ylib.com/news/newsshow.asp?FDocNo=961&DocNo=1521&CL=63
  【本文轉載自科學人2007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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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蔡宙（Charles Q. Choi）翻譯／黃鈺敏

我那里里長選舉的一個議題，是要不要在社區內裝監視器，結果挑戰現任里長的候選人鼓吹要裝，現任里長就出剪報說市政府政策是不要再裝了，挑戰者又出文宣反擊，就這樣子戰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