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其事的活著~~

我從入伍(2005.7.25)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很喜歡休假，
應該說不會像其他義務役一樣那麼期待放假。
剛入伍在成功嶺新訓的時候，別人放假都是在玩、在放鬆

最近最大的體悟是，當兵最重要的不是看單位、長官、軍種，而是自己的心理
狀況吧？如果自己心態健康、身體正常、抗壓力夠又皮，不管去什麼單位都會
很愉快吧？如果像我一樣總是鑽牛角尖、想東想西、患得患失、鬱鬱寡歡，家
裡又發生事情，這一兩年又很累，哪怕去這樣子的爽單位，也沒辦法爽起來。

挺藍挺綠變變變．盲目搶灘奇奇奇 
演藝圈 大政盪  
  陳宗逸 
  新台灣新聞週刊第430期  2004/6/18 

最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影評人梁良  (陳乃菁)
  新台灣新聞週刊第371期   2003/5/5 
 
在SARS風暴的影響下，西門町電影街異常空蕩，接近黃昏了四周商店大門依然開得稀稀落落，售票口年輕的工作人員們只能聊著天，笑鬧的聲音足以在整條街上回響。沒有人群起的電影街，盡管電視牆上的電影廣告正轟隆隆地重複播放，冷清的樣子仍感覺有些寂寞。見到梁良時，他正一個人坐在戲院前的長椅上，低頭看書，陽光從他背後輕灑，卻使他的身形更顯瘦削單薄。「我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從香港到台灣，在電影的世界裡花費了大半青春之後，影評人梁良這樣形容自己。 
 
  ◆那第十九個志願......
 
  為什麼會喜歡上電影？許多人會回上一部令他印象深刻的片，或感動於某個導演，如果答案牽涉到他的一段生命歷程，大多時候，他對於電影，已不是單純的喜歡而已。
 
  梁良小時候家住在香港深水埗，距離幾個街口就有一家專放粵語片的電影院，看了幾回武俠片和歌舞片，梁良從此上了癮。因為家裡窮，梁良仗著年紀小，見到有單身的人進戲院便拉著他或她的衣角充當那人的小孩，為了看電影臉皮就得厚，有幾次被售票人員攆出場去或遭人白眼。
 
  小時候愛看電影，甚至是周報影評的忠實讀者，梁良中學畢業後志願卻是想當個文學作家，從未想過要走電影這一行。在香港投考台灣大專聯考，可以填二十個志願，梁良第一志願填了「台大中文」想圓作家夢，「藝專影劇科」被排到第十九個志願，原本只是充數用的，梁良想學電影的意願並不強，沒想到成績出來，還是讓他只能考上第十九個志願。
 
  為此，梁良還不甘心地申請延長入學一年，不料第二次的成績更是差，註定他必須走入學習電影之路，於是梁良成為低侯孝賢一屆的學弟。「記得那時候還是坐『台灣輪』，在海上待了兩天一夜才踏上基隆碼頭的土地呢！」那一年，是一九七○年，梁良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一年看四百部電影
 
  上了藝專，自然而然挑起梁良看電影的熱情，當時看一部院線片只要十塊錢，一下課梁良就往戲院跑，還耐心地在筆記上寫心得，模仿國外雜誌的做法，用打星的方式評比出電影的娛樂價值和藝術價值。一年，梁良可以看上四百部電影，有時候一整天就看到頭暈眼花支撐不住為止。「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什麼VEDIO，看電影就得上戲院，錯過了就錯過了，對看電影特別珍惜，我還會追到二輪、三輪戲院去。」
 
  隨後，梁良開始寫影評、學習拍電影，從實際的拍攝工作中去印證學院裡所學到的理論。「藝專第一屆實驗電影展」，在梁良與同班同學葉俊明和蔡國榮的籌劃下開辦。他們灑入第一顆種子後，此影展還被擴大成為「金獅獎」影展。
 
  畢業回到香港後，梁良加入香港當時正積極鼓吹實驗電影的電影團體「衛影會」，隨後從擔任狄龍初執導演筒時電影【電單車】的場記，進入香港商業電影實業界，陸續參與【鬼馬雙星】等片的拍攝工作，並漸升為副導演，梁良一步一步地累積電影經驗，最後轉入電視台擔任編劇工作，回到台灣成立傳播公司，期間不間斷地發表電影評論文章。
 
  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梁良與朋友所組成的傳播公司沒多久就倒了，回到香港或留在台灣的想法在心中拉拔。最後，因為台灣女友，因為比較喜歡台灣的環境，梁良選擇留在台灣從頭起步，在各報章雜誌發表影評，也曾在世新大學擔任講師工作。
 
  ◆導演畢竟不是神吧？
 
  最近一次有機會在電視上看見梁良，是香港影歌星張國榮去世當天晚上，以一個香港影評人的身分，梁良講起張國榮在電影上的生命歷程。不知道有多少台灣的六、七年級生認識這個影評人，更不知還有多少經歷過「台灣新電影」極盛年代的人記得，當時因他一篇文章而起的一場激烈論戰─一場被視為是「反侯」與「擁侯」兩方的唇槍筆戰。
 
  在台灣，梁良並不是什麼可以到處上電視廣播的名影評者，也不是各大專學院電影演講會的寵兒。因為對於「確立影評地位、樹立影評權威」的堅持，梁良過去所寫的文章不免得罪了不少人，他不但大膽地與其他影評人展開筆戰，包括平日好友，梁良還不客氣地直指台灣電影產業的沉痾，在二十年前就以鋒利的筆調批評政府電檢處的問題。梁良的〈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一文，更幾乎使整個台灣電影評論界和新電影工作者，都將他視為洪水猛獸般撻伐。
 
  「我從來就不是反對侯孝賢，反對台灣新電影，我也喜歡【冬冬的假期】，說它是散文電影的一流作品，我也替新電影推波助瀾過。但你將它捧到高高在上，將它神話時，認為除了台灣除了新電影外就沒有其他，我就是覺得那會有問題，覺得不應該只能有一種言論，發現問題後，就不得不寫出來。」
 
  在〈誰是上帝？誰是教宗？〉中，梁良直指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影壇的動向，不難發現一種「個人偶像崇拜活動」的風氣正瀰漫開來，「彷彿，做導演的可以經由這種個人崇拜的祭禮而從凡人變成上帝，而寫影評的則成為主持祭禮的教宗。在這種濃厚的宗教氣息籠罩之下，芸芸眾生（電影觀眾）欲想踏足電影藝術的聖殿，便非得成為他們的信徒不可。不相信或不贊同這種宗教信仰的『異教徒』，一律驅逐電影娛樂園，並被貶為『不夠資格欣賞及談論電影』的庶民。......」
 
  ◆批新電影的一定是黨外......
 
  梁良還在該篇文章中擔憂地指出，如侯孝賢與楊德昌等導演，即使是具有功力且值得尊敬，他們的作品也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但他們也是凡人，拍的電影也非神聖不可侵犯，過度神話的結果，很可能使他們形成自大自滿的心態，不再冷靜謙虛地自我檢討改進。
 
  這篇在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所寫的文章，自然引起漫天指責：「以他這種危言聳聽、譁眾取寵的乖張言論，說穿了不外乎像某些黨外人士，故意立異來博取引人注意，藉謾罵標榜自己名位......」、「那些反對新電影及新派評審的言論是大有人在幕後策動！」等批評接踵而來。
 
  現在，梁良說那篇文章是在「年輕氣盛」時所寫，火氣很大，但至今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想法，「我那篇討人厭的文章啊......。」梁良這樣說，卻露出自信滿滿的笑容。
 
  然而平心靜氣，現在反觀台灣新電影的發展趨勢，從觀眾以高票房的支持到冷漠以對的過程，梁良在約二十年前所寫，絕非意氣用事或無的放矢。「觀眾發現電影不好看，卻不會去質疑電影本身，反而去懷疑自己是否不夠水準，因為那是殿堂，那是神，所以看不懂，越是這樣想，就越是害怕去看電影......。最後，即使有真正拍的好的國片上映了，觀眾也只想保持疏離。」
 
  梁良說，最近有一個在世新的學生做了份調查，發現即使是會在國際影展上一窩蜂趕集的電影系學生，上電影院看國片的意願卻依然稀薄，無論與電影事業開始走下坡的香港或正興盛的韓國相較，情況都相差甚遠。
 
  「越是愛，責備的時候就越沉痛，越發現問題所在，就越無法視而不見，看起來越悲觀，就是認為它有希望。愛之深責之切吧。」梁良感嘆，一個好的電影產業，應該是能將商業與藝術作最佳的結合，好的商業片也能將深沉的藝術或哲學思考，以說故事的形式簡單的表現出來，打動人心，而不是將兩者劃一個清楚的界線，作藝術的看不起商業，在學院裡的瞧不起作產業的。
 
  ◆只要國片一息尚存......
 
  「要能百花齊放，要能容納多元，這就是好的電影環境的基礎。」梁良語重心長地表示。
 
  然而至今，面對觀眾的冷漠，還是有新銳導演們不斷從口中流洩出「那是他們還沒解開我電影中的密碼」「我拍的是一種感覺，隨便你們怎麼解釋」這樣的話語。而梁良的那篇文章在近二十年後，幾乎埋藏在層層疊疊的舊書堆中，少有人提及，過去那些關於國片產業低迷的鋒利評論，所提出的擔憂，也都一一浮現，相同的問題如今在台灣電影界依舊反覆討論再討論。
 
  不會覺得很寂寞嗎？對國片還抱持希望嗎？
 
  「做自己想做的事，就不會寂寞。寫影評，本來就該無名利可圖。」「而即使國片只剩零點零一的生命，但只要它還有呼吸，還有心跳，不管多微弱，只要不斷刺激它，都還有活起來的機會，都還可以有我可以做的事。」在幾乎寂靜的電影街上，梁良這麼說著。

我喜歡上網收集關於社會工作的新聞，也很簡單，反正現在入口網站有新聞檢索功能的那麼多，還有提供幫你剪報，再email給你的服務。
有一種報導是很多的，就是全國的社會局，社工人員的人力都嚴重不足，不管是各縣市社會局，或是從全國的觀點來統計，社工人力都不夠。社工師法通過也快十年了，對社工的待遇、工作條件的改善一點幫助都沒有，難怪社會工作人力不足、流動率大。
屏縣／人力不足　社工員吐苦水 (2006/01/11)
屏縣社工人力短缺全台之冠　 ( 2006-01-12)
中市／社會局預算惹爭議　議會兩度中斷( 2005/10/17)
台南市家暴案每年逾千件社工僅六人 待加強(2005-07-08)
中市／社工人員嚴重不足　議員莊乃慧籲市府重視(2005/06/06)
台北縣社工不足一人服務四萬人 (2005/03/04 )
家暴中心社工人員不足　每年每人服務逾100個案子(2004/06/18)

我最近開始注意一個團體，叫做「社工師法受害人聯盟」。其實也不為什麼，因為我自己也是社工系畢業的，也曾熱情的愛上這個專業，期許自己能往一個好的社會工作者的目標邁進。
大學畢業之後，我沒有去當社工，因為一些因緣際會，當了三年的「工運人士」(某工會的秘書)。這三年當中，我考了三年的社工師，年年槓龜而回，而且分數差一大截，不過我好像也不曾埋怨過這個制度，因為我很清楚自己根本沒唸書，因為當時在工會工作和研究所課業兩頭燒，所以沒時間唸書。

時間：2005/11/12（六） 13：30～17：00
地點：學會辦公室
事由：學會參與社工師法修法內部說明會（北區）
主席：萬心蕊
與會人員：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  萬心蕊理事長
                          陳韺副理事長
                          葛書倫理事
鍾秉穎會員
蘇秀美會員
李志恆會員
沈蕙蘭社工
東吳大學社工系  王行副教授
東吳大學社工系  書婷同學、婷褕同學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學生  郭婉盈
會議記錄：郭婉盈

中國時報 D3/偶像鬥陣 2005/06/26
「台灣黑電影」 紀錄珍貴社會寫實片段
【黃文正／台北報導】
　　歷時１年半，新聞局紀錄長片輔導金作品「台灣黑電影」，終於將在６月30日及７月４日於台北電影節全球華人影像精選單元進行２場首映。
　　導演侯季然表示，「台灣黑電影」的片名靈感來自「台灣新電影」，用「黑電影」代表70年代末期風靡全台的社會寫實片，來對比新電影的「純潔光明」，希望可為台灣電影留下重要的口述歷史，為現今低迷的國片市場提供歷史參考。
　　侯季然說，當初會選擇拍攝這個題材，一方面是因自己對舊電影的愛好，另一方面則是對那個戒嚴的時代，竟然能夠誕生出那麼多部標榜暴力、犯罪、色情的電影感到好奇。據統計，光是1979年至1983年，這類電影總數就多達117部，掀起社會寫實片風潮。
　　該片收錄許多珍貴的社會寫實片片段，例如1981年「上海社會檔案」中陸小芬震驚全台的胸前一刀、1979年「錯誤的第一步」中，男主角馬沙赤腳穿著腳鐐從監獄深處走向觀眾的特寫、陸一嬋演出「女王蜂」著名的胸前蜜蜂刺青等。

前幾天看到一部公視紀錄片，叫 提著腦袋上學去，是講髮禁的，可是談到了很多教育層面的東西。
這邊可以看到影片，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超連結會被拿掉，趕快去看吧。

今天去看這部電影，真的很好看。
一開始演到李承晚1960選總統的時候，演到李承晚靠舞弊選上總統
點票時選務人員排排坐，一邊把反對黨的票藏起來
我想所有的台灣觀眾一定會想到去年台灣的選舉爭議吧?
我想台灣這一廿年來政治社會也是有許多的動盪波折
可是台灣又有幾部電影在談這些事的?
鼓勵大家去看這部電影，台北是總統戲院，其他縣市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