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其事的活著~~

2017/3/29 — 21:28
【23:40 更新發起人回應】
「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九名佔領者，遭警方落案起訴一至三項「公眾妨擾」罪，包括「煽惑」公眾妨擾，將於明早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一群社工在網上發起「#我願意當證人」行動，舉牌表明「煽惑」自己參與佔領的並非佔中發起人及學生領袖，而是人大 831 落閘、梁振英及施放 87 枚催淚彈的警員等，並呼籲曾經參與佔領的港人，手持寫有「#我願意當證人」及煽惑者的紙張拍照上傳。
發起人、「社工復興運動」成員曾醒祥表示，希望這項行動既能夠聲援被捕者，亦可向政府表態，佔領者均是「光明正大」地參與公民抗命，不會因控罪而閃縮、迴避，願意承認後果，但對政府的刻意拖延、以及動用社會較陌生、案例較少的「妨擾」罪去起訴等「小動作」感不滿。
被捕者遭以「煽惑」罪起訴，但曾醒祥強調這項指控根本不符事實，指928當日凌晨三子宣佈佔中啟動後，在政總聚集的人群有不少都散後，是翌日警方封鎖政總一帶不容市民聲援，市民才會佔領夏愨道，認為政府一方不應將「煽惑」的責任抵賴。
他期望如果「#我願意當證人」有一定數量的人響應，或可組織參與者一同到警署自首或要求成為證人，進一步向政府施壓。
被落案起訴的九人包括佔中三子、前學聯常委鍾耀華及張秀賢、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及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九人分別被控一到三項控罪，包括「串謀公眾妨擾」、「煽惑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佔中三子均被控三項控罪。本身是中大社會學副教授的陳健民今早受訪時表明，有意承擔「公民抗命」的刑責，會視乎控罪是否合乎事實、對日後香港公民權利有何影響再決定是否抗辯，但三人均認為不應承認「煽動」相關控罪，因為這項控罪涉及言論自由問題，並假設其他佔領者沒有自由意志，是「封建、落後」的條例。
資料來源：立場報道 | 立場新聞

2017年3月16日 星期四
前言
「兒童之家」發生性侵事件，社會大眾關注通報機制是否有效和職員是否疏忽外，更應整體關注現時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有否不足和困難之處。人為錯誤或有存在，但結構性問題亦不能不理。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分為非院舍和院舍服務：非院舍服務有寄養服務、兒童之家、緊急／短期兒童之家；而院舍服務有留宿幼兒中心、兒童收容中心、兒童院、男女童院（部分設有群育學校）和男女童宿舍。一般為面對家庭困難的0至21歲在學或就業的兒童及青年，提供短期或長期的住宿照顧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學校社工或醫務社工會為有需要的孩子，向社署中央轉介系統申請不同地區和住宿照顧服務。
在上述的中央轉介系統裏面，一般來說，兒童之家或兒童院只會收容輕微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孩子，所以兒童之家或兒童院的前線照顧人員（即「正家長」、「代家長」或住宿工作員）並不需要具註冊社工的資格。以前，大多數安排入住兒童之家或兒童院的兒童，都是因為家庭突變或照顧困難之緣故，例如親人患病或離世、兒童被虐等等。
如有較嚴重行為或情緒問題的兒童，則轉介往男女童院和男女童宿舍較為適合。這確是原先社署轉介的政策，把不同需要的兒童，給予不同的服務。
兒童住宿服務面對的錯配困局
兒童之家或兒童院的前線照顧人員，原先只是照顧有輕微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孩子。但近年兒童之家或兒童院卻不斷被轉介收容有較嚴重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孩子，令孩子不能得到最合適的服務。
錯配原因是什麼？孩子雖然年幼，也已經出現較嚴重的行為或情緒問題，一般情况，家長很難接受這個事實，兒童之家遂變為首選，而非其他類別的院舍；再者，社會上都容易標籤和誤解群育學校的學生，而群育學校又大多數是提供高小和中學課程，令這些兒童（約11歲以下）被轉介至兒童院和兒童之家。以上兩點，說明了錯配出現的因由。
兒童之家前線照顧人員，需要以家庭模式，從生活照顧、學業培育、成長關顧、心理發展、行為情緒等不同範疇照顧孩子；更要身兼父母、教師和輔導人員等多重身分，擔任孩子的同行者，協助孩子成長和改善問題。
根據業界最近所進行的調查，有四成住宿孩子具特殊需要（包括各種經專業人士確診的特殊教育需要、發展困難、身體及精神疾病等），需要不同方面的特別照顧，包括需要接送安排、藥物處理、特別飲食、學習支援、處理社交問題、處理行為或情緒問題等等。以上種種均對於沒有註冊社工資格的前線照顧人員帶來沉重壓力。
一般父母照顧兩個孩子已經很吃力，而小型兒童之家由一名「正家長」照顧8名孩子，真是費盡心力；兒童院及男女童院／宿舍的前線照顧人手比例，更是1對20或以上。要留意：這不是每天8小時的工作，而是24小時的責任！
前線照顧同工要兼顧的範疇絕非一般人能想像的，實在除了擁有愛心和責任感外，亦要他們在繁忙的生活流程中能「一眼關七」，發現家舍或孩子有異樣，就要介入。可是，部分孩子因經歷不少事件，對人的安全感也會較低。當孩子尚未能與前線照顧人員建立互信，即使有社工或專業輔導人員介入協助了解，亦需要讓孩子慢慢表達內心想法和感受而了解真相，當中所需要的人手和專業介入實在不少。
自從社署實施「整筆撥款」後，社署沒有再檢視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專業編制是否配合現時的服務需要。勞福局對於如何增加不同類型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數量，以應付現時供不應求的問題，也從來沒有規劃藍圖，不同需要的孩子等待多時才能入宿，更出現孩子錯配入住類別不適合的住宿服務，令不同類別的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定位不清晰。即使政府在2014年增加資源，讓機構增設「機構為本加強院舍專業人員支援服務」，但只屬杯水車薪，對現時的困局只能提供少許幫助。
解決現時結構問題 社署刻不容緩
業界面對困局也只會沉着應付，因為業界同工深明自己任重道遠。以下3點，是解決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結構問題的方法，請政府正視：
（1）兒童之家和兒童院的非專業人員，薪金不高但工作要求很高，工作時間更是24小時隨時候命，實在不易招聘合適而有經驗的正／代家長或住宿工作員，有關待遇或工作時間實在需要再作檢討；
（2）宜增加前線照顧人手比例及專業編制，以應付孩子日益複雜的身心狀况及照顧需要。按業界同工建議，應參考兒童之家兼收個案之比例，3個兒童之家應增加1名福利工作員及註冊社工的職位，大型院舍如兒童院、男女童院和男女童宿舍則按比例增加註冊社工的前線人手；
（3）制訂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長遠服務規劃。
（原文載於2017年3月16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資料來源：明報新聞網

47社福機構高層年薪百萬 被批「自肥」 享大額現金津貼 工會質疑社署縱容
2017年3月14日 星期二
【明報專訊】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調查業內高層人員薪酬趨勢，發現2014/15年度有47間機構的最高層人員年薪逾百萬，另15機構向最高層發放4萬至41萬多元的現金津貼。其中，中國婦女會的安老服務總監年薪約215.2萬元，即使扣除非現金福利，仍較社署同等職級的頂薪點員工多逾50萬元，工會形容「相等於社署助理署長」，質疑社署縱容機構高層「自肥」。
議員憂「刻意不請人」影響服務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難以想像小規模社福機構的主管薪酬「如此驚人」，已偏離社署現行對薪酬的規定，質疑社署並沒把關監管，要求署方解釋。他又說，整筆撥款制度容許機構儲起未使用的撥款餘額，上限為撥款的25%，其餘要繳還政府，憂慮有機構刻意於服務上節儉，「明明要請人刻意不請」，至年終時發現儲備達「臨界點」，以不同名目發放予員工，「不論是只限高層、還是所有人員都有，此做法明顯影響服務質素」，對服務使用者不公平。
社署指引下，如獲社署津助逾1000萬或資助佔其營運總收入一半或以上，須向社署提交檢討報告及公開披露最高3層職員薪酬。據資料，2014/15年度接受整筆撥款的164間機構中，有66間為此類別機構。工會表示，只能以不同途徑索取其中60間的薪酬報告，發現有多間機構的最高層人員年薪逾百萬元，並享有大額現金津貼（見表）。
有高層年薪215萬 超社署同職級51萬
中國婦女會轄下有一間護理安老院及3間日間護理中心，其安老服務總監黃耀明，同時是社聯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委員，亦曾任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工會調查顯示，該機構參照社署的薪級表訂立員工薪酬，而「安老服務總監」一職等同社署的高級社會工作主任。黃耀明於2014/15年度及2015/16年度的年薪均逾215萬元，當中社署資助逾184萬元，包括41.5萬元的現金津貼，扣減其公積金及非現金利益後，所得年薪為約165萬元，相較社署同等職級的頂薪點員工，多逾51萬元。
工會：坊間機構薪級表雜亂
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總幹事邱智恆表示，由於中國婦女會參照社署的薪級表訂立員工薪酬，工會尚且可對比情况，但坊間更多機構的薪級表五花八門，如以首長級薪級表的首長薪酬支付總社會工作主任一職，工會無從判斷，「社署理應對人工津貼知情，但我們又對社署監察無從得知」。
工會要求社署修改指引，規定社福機構員工薪酬開支不能優於政府同等職級公務員的薪酬開支，並規定所有社福機構必須披露整筆撥款用於高層薪酬的情况。
社署：發現金津貼須有理據紀錄
社署發言人回應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社福機構可自行制訂薪酬政策，包括津貼的安排，如醫療費用、夜班輪值津貼、訓練津貼、交通津貼、職業安全獎勵、勤工獎、優異表現獎勵金等。如機構向員工發放現金津貼，須有充分理據，經其董事會或管理委員會充分討論，及備存有關紀錄，機構亦有責任讓員工知悉有關安排。但社署沒回應有否監察，以及過往有否使用撥款不當的事例。
本報昨以電郵及電話向中國婦女會查詢，至截稿前未有回應。
資料來源：明報新聞網

2017/3/14 — 18:32
【社會福利一筆過撥款評議之一】
（編按：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昨日公佈一項研究，調查了 60 間社福機構 2014-2015 年的高級行政人員薪酬，發現當中有 15 間機構的高層，獲發大額津貼，涉及金額近 600 萬，有機構的總幹事更獲超過 40 萬，另有 47 間機構的最高層，年薪超過百萬港元，質疑現行指引，縱容社福機構高層自肥，詳看工會聲明。）
一筆過撥款制度，從一開始已經是十分有問題，還完全可以預計到是會製造大量新問題的制度。不過，政府經過了兩輪闖關，終於成功落實該制度。從此，社會福利界的分化，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之間、非政府機構內新舊員工之間的差異變成為制度的一部份。特別是非政府機構中前線員工及年輕員工的不公平待遇，便成為了香港社會福利制度中的常態。
2017/3/14 — 10:35
在一筆過撥款制度推行之前，非政府機構及政府社會福利職系員工之間的附帶福利水平已經有很懸殊的差別，但起碼在名義薪酬上算是平等的。這種平等其實歷史不長，是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那幾年，經過了幾輪的福利職級檢討才達致的。80年代初期開始，由政府社會福利署的資助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對人手的編制及員工薪酬水平都有規定。不論是社會福利署或是資助機構的員工，只要是資歷相同，職級對等，及同是資助項目的話，薪資就都一樣。能夠達致資助機構與社會福利署員工薪酬劃一這個目標，當時社會各界及社福界都認為是一種進步。作為講求公義及價值的專業，能夠爭取到這樣的成果，除了是社工的專業地位得到確認之外，也是一種公義的體現。當然，雖然名義薪酬趨向劃一，但義務機構的員工福利，特別是住屋及退休金安排上，與公務員的差距仍然是十分大的。而且，福利機構的職級一般較少，員工晉升的路徑較短。當時，業內有人仍然認為是不公平的，不過公務員有其特殊性，所以這一點也不致造成太大的爭議。有不少人也不願意當公務員，而喜歡義務機構的彈性及靈活，所以各適其適也非無不可。
可惜這一種較為理想的狀態，只維持了約20年，在一筆過撥款制度正式推行之後，整個均衡點便被推翻。
在舊資助制度下，部份義務機構在人事管理及資源運用上有其不足，這是事實。特別是當達致同工同酬之後，部份機構確實在人事管理及資源運用上跟足了政府的做法，慢慢失去了其應有的開創性及創新精神。當時有很多機構的領導人都不介意把機構變成為社會福利署的分部。自己上了岸，也樂於為政府所用，樂於被政府委任以各種公職，然後每年就根據社會福利服務五年發展計劃的框架來分餅仔。
另一方面，有一些福利機構在面對政府不斷施加壓力，要求加強管理沒有作出積極的回應。加上政府在1998年終止了社會福利服務發展五年規劃這個制度，政府改變對福利機構的資助方式便變得十分符合政府的施政邏輯了。
而且，面對政府這一動作，義務機構之間缺乏足夠的凝聚力，部份機構的董事局其實已經完全被政府淪陷，機構的領導人及部份行政高層，很多已經變成了政府入幕之賓，屁股坐在政府不同的委員會，甚至對自己機構員工的情況及看法只是一知半解，對於一筆過撥款這個建議的潛在危害也沒有足夠的警覺性。當政府第二輪拋出了一些修改，把與原資助項目相關及已經在職員工的薪酬及福利凝固下來，不致受到新制度影響之下，機構內部對一筆過撥款制度的抗拒及阻力便大大降低。部份機構高層及中層管理甚至覺得可以在新制度之下提高管理權力及工作彈性。
制度最終便得以落實，十多年下來，開啟了社會福利制度內帶頭制度不公的奇異處境。在新制度之下，加入社會福利界的非政府機構員工，附帶福利已經不用說了，就連基本的薪資都跟社會福利署同一職級及同樣資歷的員工難以比較。這已經是一種十分嚴重的倒退。更荒謬的，是在同一個機構之內，同一職級員工的薪酬架構、福利標準(例如年假)、評核標準、薪資調整安排都可以「一機構兩制」。簡而言之，就是「新嚟新豬肉」，鬼叫你出世太遲，投胎不夠人快。今天瀰漫着香港社會的代際矛盾，與此不無關係。
經過了十多年，一部份受舊制度保障的員工慢慢淡出，歲月確實可以解決部份問題的。部份年輕一代，也確實認了命，被現實的安排馴化了，或起碼為了投身一個自己喜歡的行業而不得不妥協，慢慢接受了那一套不一樣的待遇。而且社會給予新一代的替代選擇也真的不多。
最令人遺憾的，竟然有社會福利界的高層，不但不去想想如何為自己的員工，特別是年輕員工，即是在一筆過制度推行之後才變成新豬肉的員工，爭取更佳的安排，反而混水摸魚，利用制度提供的彈性謀取利益。從這一次對部分非政府機構高層薪資研究的發現看來，有部份非政府機構高層，從額外的、舊制度中也沒有的津貼，得到的總薪酬及待遇，可能已經比社會福利署同一職級的公務員還要高。
想不到一筆過撥款制度不但沒有損害這些機構高層的利益，反而為他們製造了更好的機會來提升自己的待遇。一筆過撥款讓他們多撈一筆，你叫那些受一筆過撥款損害最深的新豬肉情何以堪。所謂專業社工、所謂社會福利職級專業化、所謂追求公義的專業，這些都敵不過管理主義，都敵不過現實的行政主導，都敵不過新保守主義的政策哲學，都敵不過不同背景組群的利益爭逐。
資料來源：立場新聞

16:53 2017/01/31
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日前在沙田落區時，向一名從內地來港行乞的婆婆施予500元，惹來爭議。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今早接受電台訪問時，指香港已經很少本地人士行乞，感覺現時行乞人士是「專業級」，不斷磕頭。
他曾與他們聊天，對方大多操普通話，殘障行乞人士的情況則「似集團處理過」，透過唱歌行乞的則擁有專業設備，似內地做法，相信來自內地。
吳衛東指，向這些人士查問有何需要幫助時，對方大多不理會或要用普通話溝通，他們亦毋須社工協助，只繼續行乞，形容「似份工」，香港人亦無法幫到他們。
他提醒港人，不鼓勵施予金錢給這些行乞人士，可考慮改以捐錢予幫助弱勢社群的團體。
資料來源：香港經濟日報

【本報訊】旺角私營殘疾人士院舍港安康復中心爆出集體欺凌事件！有職員涉嫌於去年底慫恿一名男院友在女院友面前脫去衫褲，並拍攝過程，其間多人在旁嘲笑起哄，男院友一度拉低內褲露出屁股及陰毛，事後短片被傳開。警方昨以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拘捕一名女職員，中心昨晚發聲明道歉，並指已即時解僱涉事員工。
記者：翁鈺輝
據悉涉事男院友患精神病，居於院舍多年，事件揭發後，社署轉介警方跟進。昨早約10時，旺角警區重案組探員在大埔拘捕一名36歲姓曾女子，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消息指，女疑犯是院舍保健員，但已被解僱。
事發於去年12月8日，有投訴人向傳媒公開一段約9分鐘長影片，位於旺角道19號月圓大廈4樓的港安康復中心內，一名男院友被指取去女院友的戒指，男院友為表清白表示可脫衣搜身，但要對方給他500元。一名疑是員工的女子即說：「有so（着數）喎！你畀500蚊佢，佢（男院友）畀個肉體你摸勻！」更慫恿男院友「解褲畀佢搜啦」。
男院友脫去上衣後，現場包括職員在內至少4人不但沒制止，反而在旁嘻笑起哄，慫恿男院友脫褲。男院友於是拉低內褲，一度露出屁股和陰毛，涉事員工事後更將短片轉發予他人。
港安康復中心由港安護理院有限公司營運，屬中度照顧院舍，設有32張床位。該院舍2011年9月開始營運，去年11月獲批12個月豁免證明書，有效期至今年10月31日，現時約有20名院友，社署曾因該院舍的人手安排、輪值表及出勤記錄不完善發出勸喻信或警告信。公司負責人伍月意名下曾至少有4間私營殘疾院舍，包括早前被揭發違反大廈公契而被社署拒絕續牌的曉暉之家。
港安昨晚發表聲明，指已即時解僱涉事員工，並訓示現職員工，確保不會再有同類事件；同時加聘退休警務人員作監督顧問，重新整編員工工作指引。伍向受害人及家屬，以及就事件引起社會不安致歉。
社署：若違例不續牌
社署表示在周日（22日）得悉事件後，已即時派員到院舍巡查及了解情況。署方正跟進院友的福利需要，若證實事件涉及違反《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或相關實務守則，署方會採取跟進行動，包括向院舍發出糾正指示或警告信，或考慮撤銷院舍的豁免證明書或不予以續期。平機會亦關注事件，指事件中涉及的欺凌行為，可能觸犯《性別歧視條例》。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 要聞港聞

【特首選戰．博評】林鄭好打得，專打貧窮基層
發佈日期：2017-01-14 10:04
作者： 陳紹銘
有指她在論壇自稱不是社會主義者……似是告訴在場人士，她很重視商界，不會向基層偏袒；但另一邊廂，對外卻說自己心繫基層，是人是鬼，在過往林鄭主理的社福劣跡可見真假。(陳紹銘)
林鄭月娥宣布辭職及準備參選特首，不但其強硬及精英主義作風令人擔心她會延續梁振英路線，令香港民主發展停滯甚或倒進；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社福民生問題會否惡化。
林鄭自稱是會主動出擊的「有為」官員，表面上她曾處理不少棘手問題，換來「好打得」之名，除了近期的霸王硬上故宮，硬推政改失敗，飲鉛水失尊嚴，丁屋問題縮沙，之前亦曾主理不少社會福利事務，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及扶貧委員會主席，更自稱心繫基層，最喜歡社署署長職位。
但事實上，她在任社福要位的多年，社會福利被商品化，貧窮問題無日無之，老弱傷殘尊嚴不保，社福業界怨聲載道，可謂「血跡斑斑」。
◎這邊心繫基層　那邊福利「封頂」
林鄭在任社會福利署期間，推出至今仍在社福界神憎鬼厭的整筆撥款（LSG），林鄭一直強調制度的靈活彈性，能加強問責，更有效調配資源，但事實上卻是為福利資源「封頂」，不按社會需要調整資源，更引伸競投模式造成惡性競爭、短合約制破壞服務關係、大量行政工作令同工疲於奔命、同工不同酬造成不公……當年種下的問題，在這十多年一直未有解決，推翻或改革 LSG，可算是近十多年社福界最大的訴求，歷任社福界立法會議員亦一直全力反對。
另外，自稱心繫基層的林鄭，在 2002 年削減保障基層基本生活的綜援，引起民間強烈反對，在當時經濟不景，失業人口增加，貧窮問題惡化的時候，林鄭竟然更以強硬態度反擊，表示可能會限制綜援申請最多 3 年及為綜援開支「封頂」。基層最當災的時候，她沒有計劃協助失業及貧窮人口「封頂」，卻要脅就基層的生活水平「封頂」。
早前她與關愛基金主席羅致光落區探訪板間房，顯示其關注劏房戶的形象，但卻在上年取消劏房戶及時雨的「N 無津貼」。在公屋輪候時間及劏房人數急增的情況，政府未及增建公屋，卻竟然「雪中取炭」，再次「封頂」，令劏房戶處境雪上加霜。而堅持取消津貼的羅致光，一向在福利議題上傾向保守，他貴為林鄭心腹及福利智囊，更可能在林鄭上任後擔當更重要位置甚至局長，實在令人擔心。
◎貧窮問題延續　社會福利商品化
近年林鄭當上扶貧委員會主席，間中列出一系列扶貧措施，表示其「有為」作風，然而，事實上近年的貧窮人口高居不下，多年都是約 130 萬，貧窮率約 19%－20%，即使計算福利轉移後，貧窮人口多年都約 100 萬，貧窮率 14%－15%，多年沒有什麼大變動。林鄭卻指是計算方法沒有計算儲蓄，可能高估了貧窮人口，更指有大量貧窮長者其實是「沒有經濟需要」，企圖為不做全民退保開脫；她卻沒有理會近年市民生活開支大增（尤其住屋），遠超收入增幅，在現行的計算可能更低估貧窮人口的情況。
另一方面，近年劍橋安老院露宿沖澡及康橋之家虐待院友事件廣受公眾關注，其實過往多年私營院舍的問題一直發生，但主理社福事務多年的林鄭，卻一直沒有就私營院舍（安老及殘疾）有何「有為」工作，她沒有大幅增加資助服務，近年卻全力推行「院舍券」支持私院推行服務，一方面私院仍缺乏監管，質素極度參差，另一方面私院利潤不受控制，公帑可能落入老闆口袋多於改善服務。
「院舍券」引起業界強烈反對，林鄭卻一意孤行，繼續推動社會福利商品化。正如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 在其著作《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2013）中，從局內人的角度，點名批評林鄭月娥（及曾俊華）迷信私人市場能解決社會福利問題，理財過於保守，以致貧窮及長者服務問題一直未能改善。
談到長者，當然不能不提她在退休保障的假諮詢，先委託周永新做報告，當報告不如己意，她就說周永新不懂公共財政，自行再做報告；然後當諮詢民意傾向全民退保，她仍然堅持己見不推全民，口稱資源留給有需要的人，卻未能回應她自己（及部分公務員）沒有經濟需要，卻有不用經濟審查而豐厚的退休保障。
◎好打得，打什麼？
一支 AK47，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視乎如何使用；很多地方的當權者也好打得，但民主發展民生福利未必一定好。林鄭固然是有能力的人，但她的政治及福利取態更值得關心，她目中無人的精英主義心態，在近年的故宮事件、官到無求膽自大、退保假諮詢等事件表露無遺。
而她的福利取態更令人擔心，有指她在論壇自稱不是社會主義者（socialist），當然她一定不是，否則香港貧窮問題不會如此嚴重，她推行的大概都是剩餘福利（residual welfare）及工作福利（workfare），並不重視市民的公民及社會權利。林鄭這番說話，大概不是學術討論，而似是告訴在場人士，她很重視商界，不會向基層偏袒；但另一邊廂，對外卻說自己心繫基層，是人是鬼，在過往林鄭主理的社福劣跡可見真假。
好打得，是打窮人還是有錢人？是打被壓迫的還是打壓迫的人？如此打得，會否為香港市民爭取真普選？如此虔誠，會否介入內地強拆教堂事件？如此重視公義，會否劃線終止濫用丁屋制度以丁權謀利，釋放更多土地？如此心繫基層，會否賣少兩幅地起公屋、用多一點儲備做好安老扶貧？
資料來源：香港01｜博評

2016/12/25 — 17:05
【文：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倚天屠龍記》裡，張無忌練成乾坤大挪移，將宋青書的綿掌借力打力，打回自身。 今天，在現實的社福界環境裡，可能有人早已施展這招借力打力，以社工打社工，圖令我們社福界逐漸減聲，倡議變維穩，爭取變服從！
◎以社工界教授級人物著手
王卓祺教授自1989年，開始在中大社工系教書。2009年，王搖身一變，成為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2012年，他再華麗轉身，成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近年，王不斷在兩份中產報章，同時以中央政策組顧問和中大社工系身份撰文，維護政府政策。曾有社工系教授及校友撰文回應王的論點，王例必會展開筆戰。王的角色，可說是一位紙上輿論戰士，雖然不是專打社工界人物，但也一網打盡。
◎社工教授打社區工作
另一教授級人物，就是前港大社工系系主任梁祖彬教授。梁出身自社區工作；但在2003年，梁提出將「社區中心」與「家庭服務」合併，成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那時，就有業界的同工認為實情是梁以研究為名，欲配合政府陰乾社區發展服務，減少社工倡議性的工作。2014年，梁貴為「香港社區網絡」董事會會長，該機構就以零服務經驗的姿態，打贏其他有豐富相關服務經驗的NGOs，贏得服務合約；最近，梁作為市區更新基金主席，撤換了紅磡春園街社工隊，縱使該支社工隊獲街坊好評。
◎潛藏社工界廿年，還是中途立場改變？
梁的角色，較王具體。社區工作，倡議性質不少；以有社區工作背景的社工教授，為現時社區工帶來「衝擊」，影響不能小窺；以社工系教授作為新機構的「後援」，有助新機構在短時間內冒起，又間接直接打擊了其他傳統NGOs。有一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究竟這等社工界教授級人物，是中途昨非今是，還是忍辱負重地潛藏業界廿年之久？
◎前線工作亦是戰場
上文提及的「香港社區網絡」，以及由2010年冒起的「新家園」，它們也有提供社會服務。不過，從它們以近乎零經驗的條件，打贏有豐富經驗的NGOs對手，獲得民政事務局和區議會的服務合約，我們可看出它們也對社工界造成了打擊。打擊在於，業界面對不透明的投標制度，動輒會失去資源。
有了提供直接服務的基礎，它們便能培育社工界人物，伺機對社工界造成影響。例子可以是：今年年中，新家園服務總監連同傳媒，直接到社工註冊局遞信，投訴社工曾健超因襲警罪罪成，違反社工專業操守。
◎總結
有人說，從立法會功能組別和選委選舉之中，顯示了有一些專業界別，如法律界、教育界和我們的社工界等，不易赤化。越不易赤化，就越要借力打力，近日建制派律師議員，要求律政署跟進同為律師的戴耀庭違反選舉條例，便是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對應的方法，也同樣是以「社工打社工」！要以我們在學院所學的社工價值，打輿論，打歪理，打假學術，打黑箱作業，打暗黑的投票制度。
資料來源：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23日 星期五
【明報專訊】不少兒童因受家人虐待或家人涉濫藥等問題需入住兒童院舍，但其中61人因院舍宿位不足而滯留醫院。在昨日立法會上，有前線社工指出，由於醫院人手不足，有滯留病房的兒童，包括3歲小孩，被穿上約束衣，綁在牀上，直斥做法不人道。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回應說，兒童滯留醫院情况「不理想」。
兒童院舍宿位不足 61童滯醫院
在昨日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蕭偉強表示，本港現有3427個兒童院舍宿位或寄養的長期宿位，以及249個非緊急宿位。長期宿位的使用率近86%，緊急宿位則達92%。他預計，2017/18年度將增加153個院舍服務名額，又強調會爭取資源改善。
醫局稱防自殘傷人 團體指免走動
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陳衛彰昨於會上表示，醫管局對兒童或精神病患者使用約束衣有指引。該局昨書面回覆本報表示，醫護人員根據病人臨牀情况，判斷約束需要，除因病人有特別醫療需要，亦會以防範病人傷害自己或他人為考慮，強調是醫生及護士共同參與及決定的護理程序，醫管局會跟進有關指引。
團體「PathFinders」高級個案經理周翠珊昨於會上提到，2014年一宗個案，一名3歲小孩因其染毒癮的母親失蹤，需入住伊利沙伯醫院兒科病房檢查，翌日她往探望時，發現院方以約束衣綁起小孩，免他走動，「日復日咁綁住佢，直至找到宿位」，形容情况令人難過，周一度在會議上飲泣。她及後陸續發現多間醫院，如瑪嘉烈醫院及廣華醫院等，亦有滯留小孩有相同待遇，而滯留期可長逾半年。
醫局前護士：缺人手無奈
會議上，醫管局前護士張小姐發言，稱護士為小孩穿上約束衣綁起是「無可奈何」的做法，因醫院缺乏人手下，難以看管他們，認為政府應檢視制度保護這類兒童。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張超雄昨形容情况令人「震驚」，要求有關部門檢討。
資料來源：明報

2016/12/11 — 4:52
從灣仔到金鐘需時多久？根據港鐵的行車資訊，短短一個車站的行程，3分鐘就可以由灣仔去到金鐘。但對陳錦元、嚴楚碧和羅偉祥三名持份發聲團隊的社福界選委候選人來說，答案是個半鐘。
因為他們三人，都是殘疾人士。
「其實都幾諷刺。」先天嚴重痙攣，出入必須以電動輪椅代步的羅偉祥，邊說邊苦笑。「我哋嗰日係去政府總部交選委報名表。」
人來人往的金鐘站，一條馬路之隔，是政府總部和立法會，旁邊的沙中綫工程密鑼緊鼓，但原來，這個政商重地的港鐵站，連一部直達路面的升降機都沒有。
「無垂直升降機，就要用樓梯機。」羅偉祥解釋道，由找職員啟動機器，再逐個人送上路面，需時差不多半小時。「如果我哋三個一齊坐港鐵，加埋就要個半鐘。」
3分鐘的車程，但由車站到路面，就要用個半鐘，結果他們放棄坐港鐵，直接由灣仔「碌」輪椅到政府總部，和人和車爭路，也折騰了一小時。這就是持份發聲3名選委候選人，每天面對的現實，亦是他們以殘疾人身份競逐選委，推動建設無障礙社會的動力。
「我哋唔會否定社工工作。」自小因腦膜炎致殘的陳錦元說。確實，過去社福界選委大多是社工和學者，上屆選委中服務使用者候選人全部落選，作為服務使用者，有社工代表不就足夠了嗎？「但我相信，我哋會更加切實表達到，我哋真正嘅需要。」
「好多餐廳，門口有一級樓梯，我哋已經入唔到。」據羅偉祥的經驗，十間餐廳中有八間，都有這無法逾越的「一級」，他人眼中的小事，往往是他們生活中無法突破的障壁，社工知性上理解問題所在，但能親身感受的，畢竟只有當事人。
但他們要突破的，遠不止電梯、樓梯這些看得見的障礙，而是築在人心中的牆。
「好多人認為，我哋係弱勢社群，要攞資源，要人幫。」但在陳錦元眼中，殘疾人士並非會要求資源和協助。「我哋都係社會公民，都有能力履行社會責任，唔會令人覺得我哋係社會包袱。」
「我哋都喺香港土生土長，有責任去守護我哋核心價值，令社會更美好。」羅偉祥特別強調的，是責任兩個字。
除了被視為「服務對象」、「弱者」，近年殘疾人士政治參與確實有提高，工黨的葉榮成為歷來首個殘疾人士區議員，持份發聲的三位也代表著他們這個「弱勢社群」的政治覺醒，但畢竟他們只屬小數。
「我相信好多殘疾人士唔知，自己有權參選。」陳錦元希望他們這次站出來，可以讓其他殘疾人士知道，政治、選舉，他們不止是個看客，不止是逆來順受的受助人。「希望殘疾人士知道，呢個係我哋嘅公民權利同義務。」
後記：
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是一場未選已經知道結果的戲，無論民主派能否取得300席，最終特首誰屬還是得看北京的旨意。但對持份發聲這三位候選人來說，他們能否當選，是代表殘疾人士在特首選舉中，在席或是缺席，他們的聲音是親自發出，或如以往一樣被代表、被服務。
當然即使他們在兩大陣營間成功突圍，都不過是1200人中的3人，滄海一粟；但若有機會真正將殘疾人士的需要和訴求，帶入特首選舉中，對他們而言已意義深遠。
資料來源：立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