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其事的活著~~

美國堪薩斯州Wichita State University舉辦的一個研討會的mark。

台中縣黎姓男童虐童案，已經過了一個多星期了，社會也逐漸淡忘了。台灣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事情發生之後，草率又不經思考的倉促反應，又很快的丟到遺忘的角落而去。這段期間一直想寫篇什麼東西，談談這件事，但因為自己的怠惰，所以一直拖延到現在。越拖越糟，一直拖，想法就一個一個蹦出來。

關於社工人力的問題，這個很多社工前輩和第一線工作者的文章及投書中，都已經提過了，事件後很多媒體也都報導過了，我就不再提了。一開始我想到的這次事件中被大家責難的社工叫「小如」，無巧不巧的，我很快地想到了另外一個「小如」，三年前商業周刊力作「一個台灣，兩個事件」裡面，那個賣山藥的「小如」。

兩個小如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大人，一個是小孩，一個已經在社會工作領域服務了四年，一個還是懵懂無知的兒童。但是，他們都曾經被媒體關注過。只是，而在這個體系裡的受助者，得到媒體無條件的關愛，還得到大賣場協助；在這個社會體系中，擔任助人者角色而兢兢業業的社會工作員，因為一時的失誤就得忍受排山倒海的責難跟壓力，還被同事擔心可能「自殺」。

兩者看起來好像還是沒關連？

這樣子說好了，在媒體這種習慣短期間大量針對單一弱勢個案報導，但最後消息擴大，社會壓力湧現之後，真的要去處理個案問題的是誰？還不是在第一線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社工或其他社會行政人員？ 或許從媒體的立場而言，他們本來也就不負責解決問題，而是負責揭露和報導事實，但媒體工作者不知道，他們發一則報導可能只是幾小時的事，但是卻因此左右了龐大社福資源的分配，並讓一群社工累的半死，嚴重的是造成無謂的社會福利經費和人力的錯置。

這種例子實在舉不完：像幾年前爆發了幾件獨居老人死在家裡，卻好幾天之後才被發現的事件，媒體大量報導，結果社會局就不得不辦理「老人問安」服務，就是社工或社政人員得一直打電話去獨居老人家中問老人狀況，搞的一些想享受清悠的獨居老人深受干擾，社工也是莫名其妙多了一項業務。到現在還有一些縣市政府把開辦這種無謂的業務當成一項社福政積，而沾沾自喜。整個社會好像就沒有人相信，有老人是甘願獨居的，但是去問社工，他們就會告訴你「有！」。

另外還有一些問題是，媒體報導完個案之後，大量資源和民間捐款湧向個案，造成排擠效應，也造成個案或社政單位困擾。就曾聽過社工前輩講過，她的一個個案上了媒體，結果數以千萬計的捐款湧入社政單位，她還得每天去郵局，把一麻袋的劃撥單提回機構。而這些錢的稽核和管理，也成了機構的一大困擾。還有之前的罹患ALD的張家三兄弟，三天內湧進7千萬捐款，結果張父執意去美國治療，最後還是回台灣，結果是浪費了社會資源，好像也沒有誰去檢討這中間誰出了什麼差錯。

當媒體大量聚焦單一個案之後，那些民選官員為了因應輿論壓力(講更白一點是為了選票)，只好去叫社政部門暫時將資源和人力，投注在個案或個案相關的領域上，也許從第一線工作者的觀點，最重要的或許不是這個媒體短期內過度膨脹的問題，但是他們就是得要暫時放棄他們的重點工作，去應付某些扭曲又瞎攪和出來的問題。這就是我所說的，社福人力和資源因媒體影響，無端的錯置。

媒體短暫地鬧完，賺到發行量或收視率之後，社工還是要工作。當社會福利工作者要花費心力，去處理各種社會問題時，製造(扭曲)問題之一的媒體，卻在社工背後捅他們一刀，說他們「冷血」、「官僚殺人」、「冷漠」，這對辛勤工作的社會工作人員真是情何以堪？

媒體常常會過度膨脹某些問題，但卻會常常對某些長期性社會問題視若無睹，等到爆發了相關問題，才突然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就像這次黎小弟弟事件，好像才突然有媒體發現社工人力是不夠的，其實這個問題在政府開始在社會局配置社工以來，就一直是這樣子。還有這幾年，媒體突然很喜歡報導貧困人家的狀況，把人家的痛苦不幸拿來當賣點，此外也很喜歡報導自殺事件，最熱衷的是一家人集體燒炭的那種。好像台灣在2000年之前是沒有窮人的，可是我1996年進社工系之後，這種案例在課堂上早已經念到不要念了，更不要說1992~1993台灣早就進行過一波社會福利制度的辯論。而在那些時候，媒體又在哪裡？

社工的專業組織，這次卻沉默的不得了。社工師公會、專協，幾乎沒什麼人出來講幾句話。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我們應該去抵制這次報導的最惡劣的某間媒體。其實我想有一個箇中原因─社福團體惹不起媒體的。對缺乏資源的社福團體而言，極度仰賴媒體作為發聲或募款的管道，跟媒體要是關係不好的話，可是會有大麻煩的。

我也只能寄望媒體以後下筆之前，能多收集資料，了解一些事情背後結構面的問題，深入了解體制上的問題，不要流於煽情的報導，而「媒體賺錢，累死社工」。其實記者工作狀況有時蠻像社工的，常常要碰觸社會黑暗面，工作條件差，業務壓力大又待遇不高，既是同病相憐，記者又何苦為難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