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一堆文章都在講為什麼台灣不能像韓國一樣，拍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這種政治議題的電影？看了那些文章之後我本來也有感而發，可惜因為資質駑鈍加上個性懶散，只有在別人的地盤亂留言寫了一些雜七雜八的想法。
不過這兩天在網路上偶然看到一部1989的台灣電影，倒是油然而生一種想法─電影要談政治議題，未必一定要直接處理政治事件或歷史，政治是無所不在的，可以藏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就看電影製作者怎麼去發揮處理。
這部電影片名叫《阿泰的紫微命盤》，劇情其實很一般，就80年代台灣大量拍攝的社會寫實+犯罪+恐怖類型電影的混合體，片名雖然叫《阿泰的紫微命盤》，但主角並不是阿泰，而是他老婆秀秀。
情節大致上就是秀秀從小被算命師用紫微斗數判定剋父母剋夫剋子，長大之後嫁給阿泰，然後阿泰因為刑案被抓起來，可能被判死刑，秀秀和阿泰的母親就找乩童還有一些神怪的力量，希望能讓阿泰渡過難關，然後就發生了很多離奇的事情。結局是阿泰沒有死刑而是判無期徒刑，但秀秀卻遁入空門，出家為僧。
《阿泰的紫微命盤》好像跟任何政治議題都一點沒關係，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電影最後本來秀秀已經對官司絕望了，但就遇到蔣經國過世，依慣例可能會大赦，秀秀知道了就大喜過望，趕快跑去跟秀秀的父母講「阿泰有救了！」
看到這裡我有點驚訝，因為這片是1989年拍的，雖然台灣早就解嚴了，言論也相對開放，但鄭南榕才在那年四月因為登了一篇「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就被法辦而自焚抗議。蔣經國過世時我大約10歲，當時可是國喪，學校都設了靈堂，老師、學生都要祭拜。一部電影卻拍出有人在舉國哀痛的時候，她卻因此「賺到了」而高興不已，那時候拍這種情節，不會被找麻煩嗎？我對那個年代有人竟然這樣敢這樣拍，實在佩服。也可見政治的議題，要發揮是有很多角度的，即使通俗的類型化電影也可以偷藏很多意識型態的東西在裡面。
這種個人因為群體性的災難事件或悲劇(無論是真實造成了破壞、傷害或是被政府刻意製造出來)，反而得利的戲劇性反差，在電影作品中倒不算少見。如11位導演合拍的《911事件簿》，由西恩潘執導的橋段，一位在紐約獨居的老先生，本來他的花因為陽光被雙子星大樓遮住而一直不開花，結果恐怖份子把樓撞塌了，花就開了，全世界都為了恐怖攻擊而震驚的時候，老先生反而因為花開而高興；另外《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男主角宋康昊2004年的作品《總統的理髮師》，很巧合的也碰上國喪，當時韓國總統朴正熙被刺身亡，而他的兒子因為匪諜案受牽連，莫名其妙被韓國特務刑求而癱瘓，有位大師曾指點他把「龍」的眼睛泡水，讓他兒子喝下去就能再站起來走路，結果宋康昊就偷跑去朴正熙出殯的花車上，把遺照眼睛的部份刮下來，真的泡水給他兒子喝，結果他兒子就真的站起來了，當時全韓國在為了國喪而舉國同悲時，他卻在慶祝兒子的康復。
回過來說《阿泰的紫微命盤》，卡司還算強，演員有倪淑君、孫鵬、倪敏然、曹啟泰等，大概也是當時一線的演員，導演則是之後因《皇金稻田》而入圍1992年金馬獎最佳導演的周騰， 還算一時之選，可是似乎當年票房、評價皆一般，加上台灣八零年代一堆濫拍的類型化商業片，《阿泰的紫微命盤》就這樣埋沒了，非常可惜。
電影最後字幕出現的是「僅以此片獻給無數死刑犯的家屬」，這倒也少見。網路上有評論說這片是台灣最早討論死刑議題的電影，裡面有處理到阿泰官司進行中時，在當時社會一片「亂世用重典」的聲浪中(這也是八零年代末台灣社會氣氛的真實寫照)，因此導致司法草率處理的情節，跟現在正在進行中的鄭性澤案倒有一點類似。這在當時真是異數，因為當時台灣電影界有個不成文規定，壞人一定要正法，結果《阿泰的紫微命盤》反而指責司法體制的弊病。也許台權會或廢死聯盟有辦法搞到比較完整的版本，明年死刑影展可以考慮播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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