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過個一廿幾年之後,某個學者或學生研究2014的台灣工運或工會組織歷史時,除了關廠工人的激烈抗爭、國道收費員工作權抗爭、私立高教機構勞動權益爭取、研究助理訴訟之外,他可能還會看到這些資料:
1.有工會和工運團體在三月太陽花運動跑去支持兩岸服貿協定,成為舉世少見支持自由貿易的工運團體;
2.全國級總工會對於五一勞動節要不要抗議,扭扭捏捏,說什麼為了避免服貿議題模糊焦點,一度要取消遊行;
3.勞動部長潘世偉陷入緋聞風波的時候,有工會去送花打氣。
差點忘了,研究助理、關廠工人、國道收費員都還是在沒有完整、合法工會組織的型態下,進行的抗爭,有合法、完整工會組織的,表現卻是像上面那樣子。
所以,3~4月被擠到公廁當賤民的工運夥伴,錯不在你們,問題出在大環境,如果一個運動已經跟他急欲要爭取的群眾嚴重脫節了,而這時又出現了另一個運動,策略更靈活、手段更彈性、包容力更強、訴求更貼進社會現實、宣傳手法和管道更多元,加上領導者又長得帥,即使這個運動不夠進步、決策封閉,但群眾大面積、大板塊的移動,也是可以想像的。之前北大社會系老師做出來的調查,去參加太陽花運動的最大一塊,不就是年輕、大學程度以上的服務業勞工?這不應該是工運應該要積極組織的對象?但現在的工會體系有辦法去吸納這批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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