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其事的活著~~

2016年04月12日 11:40

記者林冠瑜／採訪報導

什麼是兒少性剝削？

舉凡與未滿18歲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陪唱、陪搖、陪舞、陪遊等陪伺行為；進行有對價之性行為或猥褻行為皆為法定所規範的兒少性剝削。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台灣每年約有300至500名兒少，陷於被性剝削的處境。

約在1987年至1996年十年間的「救援雛妓運動」，讓在「台灣錢淹腳目」的台灣人頓時發現，一片欣欣向榮，快速發展的都市原來隱身著受到嚴重剝削的原住民少女們，我們與她們共存在這片土地，卻不曾共同分享。2000年前後，報章雜誌引進「援交」一詞，穿著「高校制服拿著名牌包」的形象，再次覆蓋了人們對兒童與性交易的想像，同時也成為社會環境變遷的見證。

2004年，韓國導演金基德大膽地以援交作題材，從《援交天使》開始，人類在青少年時期複雜的「性」、「愛」、「生存」與「消費」讓議題多了不同詮釋，但這些個案仍然離一般人遙遠，當然更不會想到，有一段時間曾大規模流行的情色摸摸茶、茶店、制服店；至今談生意、遊樂必備的KTV、酒店，可能曾有鄰居家女兒、學校同學或是家中「絕對不會變壞的孩子」的身影。

專訪原先安排好已結案的少女受訪，但當天臨時有事無法前來，因而僅有社工的觀點。社工並非社會學者，與建構社會理論無涉，尤其相對少女們單一的個人經驗，在工作專業上與情感間轉換的他們，或許能有更細緻的觀察。

本篇採訪社會局社工督導葉建良，勵馨基金會主責兒少性剝削的後追社工温易珊、張偉修與陳素琪，談他們所接觸的個案、工作與生活，雖然各自觀點不盡相同，但都希望能讓讀者觀看，在獵奇眼鏡後的視與見。

什麼樣的孩子會去做性交易？

「到底是什麼樣的孩子會去做性交易？」身為一名男性社工的葉建良，剛接手兒少性剝削議題時，同樣也帶著疑惑。「社經地位低出身的孩子？」我問，葉建良說，「這不是又再標籤化他們嗎？」

葉建良說自己雖然很難否認，大部分接觸的孩子都來自「弱勢家庭」，但與其對他們「上標籤」，不如不要歸類來得好。

「我曾經接觸過一個case，家庭功能很好，父母也很有錢，但孩子跑去援交，我問她為什麼做，她是說好奇，能得到錢又想嘗試，那孩子表現非常優秀，讀中部的排前三名高中，父母來警局都傻眼。」

「其實面對兒少性剝削的議題，有沒有可能像妳剛剛說的，她們家庭功能比較不好？確實比例高一點，家裡比較窮一點，弱勢家庭，單親家庭等等，可能性相對高一點，但不是絕對。如果說絕對，那真的也太標籤這些孩子了。」至於那名令爸媽「跌破眼鏡」的女孩的案子，「這個案子我沒辦法，只要有性交易之實就一定要安置，父母當然非常氣憤。」

接手「後追」（後續追蹤）的社工，温易珊、張偉修與陳素琪，除了負責孩子們從安置機構回來後的生活追蹤，還包括了在孩子回歸之前，接觸孩子的原生家庭，確保小孩們回到家庭後，不會再回到過去的生活模式，而工作階段的不同，也讓她們對於這些孩子的出身有其他的觀察。

現任勵馨基金會的社工督導温易珊說到自己印象深刻的案子：「那個孩子從安置要回來前，就確定完全沒有家人。她原本有爸爸，但爸爸在安置期間過世，媽媽是重度精神障礙，需要終生住在療養院，她的兄弟姊妹都不是同父同母，跟她也沒感情，所以從回家開始就必須要一個人開始想辦法。」

「像這樣沒有家的孩子怎麼辦？」我問。

「類似這樣的案件就要陪著他們去面對所有生活會發生的問題：譬如說回來前先跟安置機構、學校請假，陪他們去找房子，幫他跟房東經營關係，找工作，跟雇主接洽等等。像這個案子就要很全面性的需求。」「有點像半個媽？」我問，原先表情有點嚴肅的易珊笑了出來：「對！」

「這個孩子15、16歲開始接觸性交易，是直接載去旅館的那種。她在網咖玩遊戲的時候，朋友介紹她，朋友男友好像在做經紀人，就問她：妳缺不缺錢啊？她就去做了。」

另一位社工張偉修也遇到了同樣爸爸過世，但媽媽入獄的孩子，兩個哥哥已有各自生活，她出來也要自己獨立。「出來也是陪她找工作、找房子，也陪她去監獄看媽媽，還有報名學校。」

什麼是後追社工？

後續追蹤社工，在孩子們因從事性交易，或有性交易之虞的工作，而在中途學校（至少2年）或是少年福利機構（3個月以上）安置結束後，追蹤個案後續的社工。後追社工為了確保孩子回歸家庭順利，會做家庭處遇服務，也就是在孩子出來之前，接觸與了解原生家庭，評估孩子回歸後的狀況。

孩子，為什麼？

處理一個又一個的個案，社工師不是社會學者，研究與歸納終究不是他們的工作，但在這個連成人都生存不易的社會要「活下去」的鑿痕，卻從這些孩子的身上清晰可見。

後追社工陳素琪在家庭處遇服務中，發現了孩子的困境：「之前遇到一個孩子非常穩定，爸爸媽媽也都很積極，在服務的過程都很順利，但總覺得好像這個家庭有一些我們還沒發掘到的，但後來聽孩子慢慢說，她在工作後，父母就常常向她要錢，而且越要越頻繁，我就發現爸媽對我有所隱藏。」

葉建良就自己接觸的個案認為，「家裡經濟狀況比較不好的，我有遇過個案是這樣，我相信她說的，是真的為了幫助家庭經濟而出來做，我的經驗大概只有一個孩子是這樣。但大部分遇到的孩子會說家庭經濟不好啦，要不到零用錢，但真的把賺來的錢拿回幫家裡的非常少。大部分就是物慾或好奇，像有遇過跑去坐檯、陪酒，她們認為：這樣可以交朋友。」

如果說温易珊和陳素琪遇到的案子，都是家庭功能喪失，安置後需要自立生活，那當時的他們為了活下去，選擇也就能夠理解，然而像葉建良所說，孩子與「朋友」、「物慾」之間的糾葛，有時候就是出身一般家庭也無法抵擋的因素。温易珊認為「離家就是要活下去，但很多是要幫朋友或是幫男朋友還錢。如果說物慾高，可能是男朋友物慾很高。（笑）」

張偉修遇過一個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案子：「這個個案是女生，爸爸非常支持她，很積極去改變，雖然是單親家庭，但在爸爸的支持下，孩子最後回到學校，很穩定的過生活。爸爸第一時間知道很震驚，覺得小孩子被騙，太重朋友。她就是因為太重朋友，很想要幫朋友還錢。」

資料來源：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