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3日07:04 來源：和訊網 作者：高連奎
前段時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歐方院長佩德羅-雷諾教授，會見中雷諾教授向習總書記建議中國應通過創新來解決社會福利問題並且希望中國優先考慮這一問題。確實如雷諾教授而言，中國需要優先考慮社會福利問題，而且也必須通過創新來解決福利問題。
福利經濟學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於20世紀20年代創立的。福利經濟學認為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因此經濟福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國民收入的數量和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情況。福利經濟學要求富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也提出了累進所得稅等調節社會貧富的政策主張。
但福利經濟學的這些主張遭到了很多貴族經濟學家的反對甚至是否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帕累托，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優”定理，即在不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使某些人的處境變好才是最優的。通俗的講，就是如果要增進窮人福利的同時，絕不能損害富人的利益。帕累托這一難題震懾住了福利經濟學研究的推進，後來福利經濟學變沿著帕累托的思路進行研究，將研究重點放在了對既得利益者的補償問題上，但事實上如果要既得利益群體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又要補償他們，從根本上是矛盾的，舉例來說，如果在對巴菲特進行征稅的同時又對巴菲特進行補償是不可能的，“帕累托最優”定理橫空出世後，其實福利經濟學發展也就近乎停滯了，至今再也沒有太大的發展。
但福利經濟學與福利國家建設從來就是兩碼事，後者主要源於現實的需要，德國的俾斯麥最先在世界上建成社會保障型國家和北歐成為福利國家的典範幾乎沒受到福利經濟學的任何影響，美國進行偉大社會建設也是如此，此後盡管福利經濟學停滯了，但是歐美的福利國家建設卻狂飆突進。
但福利社會理論也並非完全沒有進展，比如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哈佛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提出了“公共貧困”的概念，他痛斥美國人在進行大量奢靡浪費的同時卻吝嗇於拿出一部資金改善社會公共服務，他這些批判也確實說到了美國人的痛處，也激起了強大的社會共鳴，隨後美國變開始了以消滅貧困為代表的偉大國家建設，而美國總統約翰遜的偉大社會建設演講稿也是請加爾布雷斯幫忙起草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保守主義的年代，歐美進入了削減福利的年代，而九十年代則是反思的年代，九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吉登斯的思想，他認為福利危機不光是錢的問題，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現代化程度越高，社會風險越大，政府在提供福利的同時要增加民眾的抗風險能力，比如對待失業，不僅要提供失業補助，更要對失業者進行培訓，吉登斯這一嶄新思想立馬得到了布萊爾、克林頓、施羅德一波領導人的贊同，並付諸實現。
而在中國，貧富分化也日益嚴重，2006年經濟學家郎鹹平提初“讓不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前提不能是其他人更加貧困”，在當時也掀起一股旋風，郎鹹平這一對帕累托定理的反向運用可以算是世界範圍內對“帕累托最優”定理誕生以來最大的一次反擊。
二十一世紀前十年也是保守主義的十年，減稅與社會福利之間不可調和矛盾最終導致了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後，世界再次討論這些問題，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提出“人才主義”其本質也是基於吉登斯的風險社會思想。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則主張通過國家的機制設計讓資本主義也為窮人服務。
而筆者在2011年提出了新福利社會的概念，也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主張從降低民眾生存成本的角度來改善民眾的福利，是一種著眼於在不同消費方式之間進行平衡的分配方案。比如筆者將消費分為生存性消費、享受性消費和奢侈性消費三種，政府應該通過稅收等手段提高奢侈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的成本，從而降低生存性消費的成本，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模式並不要求在不同人群之間進行財富分配，這樣也就避免了福利經濟學研究所經常遭遇的倫理困境，筆者這一理論也日益得到有識之士人的認可。
而筆者新福利社會所主張的低生存成本社會模式與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也有承接關系，吉登斯主張通過人才增強民眾的抗風險能力，而筆者則主張通過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來降低社會風險，因為現代社會的風險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歸結為生存風險，如果民眾的生存成本降低了，相應的社會風險也自然就降低了。
總之，福利社會是人類發展的趨勢，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而創新這一模式才是正路。
高連奎 經濟學家 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員
作者簡介：高連奎，和訊專欄作者，經濟學家，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員，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中國專家學者協會理事，著作有《中國大形勢》、《中國大趨勢4：中國經濟未來十年》 、《看懂中國經濟的本書第一》等。
資料來源：http://opinion.hexun.com.tw/2012-12-23/149365097.html評論頻道-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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