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慾》說的是一個資深公務員渡邊勘治,在一個可有可無的政府崗位,做著乏味至極的工作,天天就是蓋章、蓋章、蓋更多的章。服務卅年之後,突然被醫生告知自己罹患胃癌,萬念俱灰(胃癌到了今天其實很容易治癒,只要沒弄到末期,大概都可以治療,頂多就是胃割掉一部份)之下,又聽到自己的兒子、媳婦在嫌他礙事,甚至覬覦他的退休金,憂憤之下索性把存款領光,工作也不去,四處晃蕩,有一天晚上在一個飯館遇上一個作家,他向作家吐露了自己的心聲,作家同情他,然後帶著他四處花天酒地,希望讓他在死之前至少能享受一下,他們去了許多聲色場所,但是渡邊先生顯然不適應這樣的生活,在一個夜總會唱了一首極為落寞的老情歌之後,還是跟作家分開了。
後來他遇上了一個過去的年輕女性小田切小姐,她曾經是渡邊的下屬,後來因為嫌工作無聊就辭職了,她那青春的活力吸引了他,但是小田切對這個老人的追求一點興趣都沒有,渡邊對他也不是愛情的吸引,只是想問他,為什麼天天活的那麼有動力,小田切告訴渡邊,她現在的工作只是作玩具,但是作這樣的東西讓她很開心,很有動力,如此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道理。渡邊似乎是有些頓悟了,他開始想辦法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一些可以成就的事,回到工作崗位之後,他努力推動某個社區婦女來陳情過的社區荒地改建公園案,從無到有的讓它完工,直到自己死去。
這件事一度感染了渡邊的同僚和下屬,他們似乎曾經也想效法他的精神,但是渡邊的追悼會一結束,這些公務員回到工作崗位上,又是渾渾噩噩的過日子,只剩少數一兩個人在精神上緬懷起渡邊。
電影拍攝的年代是1950年代初,二次大戰已經結束六七年,拜當時正在進行的韓戰所賜,日本得到了一個可以重新發展工業和製造業的機會,照說當時的日本應該是黯淡中存在著一絲光明的,不知道為什麼黑澤明卻要拍一部這麼灰暗的電影?也許那是對當時某些日本人處境的一種寫照吧?特別是一些好不容易活著從中國、南洋復員回日本的倖存者,卻發現他們被時代、被他們曾用生命保護的日本社會遺棄了,無法融入戰後的新社會(電影裡面有一幕請願的婦女罵那些遇事就推三阻四的公務員「還說什麼『民主主義』!」就在諷刺舊官僚不知道戰後進入日本社會的西式民主精神,只會按舊時官僚制度做事),年輕的一輩指責他們給日本帶來了戰亂,很多人也許就這樣抑鬱而終。但這些老人曾經也是有幹勁的,想要有一番作為的,電影開始有一幕是渡邊打開抽屜,裡面有一份他曾經提出的行政改革建議書,上面提出年份是昭和五年,也就是1930年,隔年1931年日本就在中國東北發動918事變,之後就走上了擴張和戰爭的不歸路,直到戰敗投降;而渡邊在夜總會唱的是大正時代的歌,大正天皇的時代也是日本走向民主、開放的年代,充滿希望和光明,但大正天皇逝世之後,1929年(昭和四年)美國股市崩盤引發的全國經濟蕭條和恐慌,讓日本也受到重創,之後日本就走上軍國主義的岔路。也許黑澤明的安排,是在感嘆這段歷史吧。
我不清楚黑澤明有沒有刻意在電影裡加入性別的議題,但電影裡的男人都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男主角渡邊勘治就是一副衰老殘敗的德性,其他的男性角色,包括他的公務員同事,作為上司的副市長等,不是爭功諉過、推卸責任,要不就是常常喝的一副醉醺醺的樣子,總之成天就像個行屍走肉,即使是中途碰到的作家,也是一副社會邊緣人的流浪漢德性;但是所有的女性角色顯然都充滿活力,包括小田切,還有那些跑來爭取權益的社區婦女,電影快結束的時候,有一幕社區婦女到渡邊靈前上香的畫面,她們嚎啕大哭,黑澤明把這群婦女痛哭的畫面,跟公務員扭曲不安的臉色剪在一起,是很強烈的畫面;那些婦女悲痛的表情,在之後很多日本的社會運動影像記錄,都還一再重現,包括土本典昭拍的水俁病患者家屬,或者是小川紳介拍攝的三里塚抗爭,都有大量婦女參與的狀況,黑澤明倒是在這裡,用影像做了一種預言。
《生之慾》並不只是為渡邊勘治這個角色感到悲痛而已,它反映的也是制度層面的問題,渡邊勘治的不幸不是因為他個性軟弱或人生缺乏目標,如果制度不是這麼的官僚、不求進取,也許渡邊不會活的悲哀、死的可憐,很多制度的無力,其實是有原因的,就像電影最後,我們才知道公園遲遲不能興建,是因為有地方派系想將那個地方變成紅燈區。任何傑出的電影作品,不只是深刻的描繪個人或事件,也應該批判結構層面的問題。從這方面來看,《生之慾》是鉅視的,它不是只在講一個個人應該有多正面積極的人生觀,而是體制怎麼擠壓一個人,而個人應該如何在這種夾縫中突破限制跟阻礙,而不僅是隨波逐流。能夠從個人的層次,提昇至社會結構的批判,這也正是黑澤明傑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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