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其事的活著~~

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對於「水蜜桃阿嬤」事件是應該要發聲的，畢竟解決這樣子的弱勢者的問題，還是屬於社工的專業，這方面的問題，應該社會工作者都有一些經驗和能力，去分析這樣子的問題。不過說真的，現在社福、社工界越來越不敢得罪媒體了，像這次事件，社福團體或專協實在應該出來講講話，但是都安安靜靜的。

當我知道高金素梅出來踢爆的訊息時，我的第一個反應真的是─「哈哈~~原來你商周也有今天喔，玩了這麼多年的把戲，終於也會踢到鐵板了吧!」從2003年開始，商周每年就要搞一個「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專輯，用弱勢者的故事，大賣公益形象，從「小如的山藥」、「阿祖的兒子」、「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年年都搞，年年都賺到形象和銷售量，今年還是食髓知味，推出「水蜜桃阿嬤」故事，今年終於有人出來質疑這種作法了。

2003年，商周開始搞「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時候，瞬間變成台灣最爆紅的故事，有人說他收到人家轉寄十幾次，還有很多我認識已經投入社運或研究社會科學多年，冷靜理性到幾乎不再為任何社會事件動搖的人，據說還看到掉淚。也因此，那時任何質疑的聲音，大概都會被罵冷血，我有一次在朋友面前質疑這樣的報導，沒辦法解決什麼問題，馬上就被說「因為你是泛綠的，你支持陳水扁，你又覺得媒體在唱衰民進黨、唱衰台灣對不對」這次，我要慶幸出來暴料的是個偏藍的嗎?
 
有人可能要問，包括商周的人也會問，「我們(媒體)這麼做，到底有什麼不對?我們也是關懷弱勢啊?」但問題是，這樣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或者，這樣子到底是幫助了弱勢，還是害了弱勢?不管是個案，還是所有的弱勢者?

在這個事件上，高金素梅和很多批評者，將焦點放在有沒有為個案募款上，但是，這根本不是重點，就算是有替個案募款好了，對社福機構而言，這反而是個大忌！因為一旦捐款大量湧進，對機構而言反而是個負擔，這麼大一筆錢，社福機構根本沒辦法處理。過去很多個案募款事件，曾發生個案突然出現很多「親戚」，要來分食捐款；也有個案是兒童，結果錢被扶養人拿去不當使用；還有機構一下子收到大筆錢，光是計算、稽核、保管就花很大力氣，甚至還有被偷被搶的。而且很多個案的問題，根本不是錢的問題，錢能讓丈夫不打老婆、父母不虐待小孩嗎?能讓精障者馬上康復嗎?能讓低學歷找不到工作的人馬上擁有工作能力嗎?我不明白像商周這樣子規模的媒體，會不了解這些問題。

說真的，我可能真的是個「冷血社工」。有時候同事朋友在聊一些媒體上的弱勢者新聞，聊得很感動，好像淚都快掉下來了，但是我都沒啥感覺。因為，我覺得這種案例，我10年來讀社會工作、社會福利，讀到都麻木了。我還想問一個問題，有人─現在─2007年，才突然發現台灣有窮人嗎?

13年前台灣就因為民進黨拿敬老津貼當選舉政見，開始在爭論福利國家的時候，這些人哪裡去了?遠的不講，講近的，國民年金法前幾天靜悄悄的三讀了，我說靜悄悄的意思，是這個法案通過了，但是好像不痛不癢，通過前的這10幾年規劃過程，也沒有多少社會討論，過了之後也只做了幾天新聞，就沒事了。那這些媒體關懷社會，關懷弱勢，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連這麼重要的社會政策，都好像無動於衷，要我相信他們關懷弱勢嗎?

我在媒體上看到這個事件的訊息之後，包括高金素梅和商周的說法的時候，我直覺就想到，這根本就是9年前「紅白勝利─勝利計畫」事件的翻版(看網頁1、2)，怎麼9年過去了，這些媒體還是學不會教訓?即使是商周這樣已經算是很具規模的媒體了，怎麼還是會出這種狀況?

講難聽一點，以前台北火車站前面，常常有很多不知哪來的社福機構人員，穿著背心，會拿著一本(疊)的刊物，跑來跟你募款，刊物裡面都是一堆老人、小孩、身心障礙者、精障者可憐兮兮的照片，有的歪七扭八在地上爬行，有的身體殘缺癡望著鏡頭，令人不忍卒睹。現在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對的，不僅違反人權，是在消費弱勢，也有違反社福法規的嫌疑。但是，講的難聽一點，商周這種做法，跟那種過去「火車站前面出現的愛心雜誌」，又有啥差別呢?

我想起9年前去台北市某社福中心參觀時，有個社工員提到「勝利計畫」事件，他說「像勝利計劃那樣子的個案，我們機構每個WORKER幾乎都有上百個」。我之前部落格也講過，這些媒體10幾年來不幫我們這些社工講話就算了，今年初還倒打我們一把，說我們是「冷血社工」。現在還玩這種花樣，製造社福團體和個案的困擾。

幫不幫得到弱勢就罷了，畢竟每個弱勢者都有複雜的問題，一個弱勢的群體的問題，也不是馬上可以解決的。但這次商周可能還有一個更等而下之的問題，就是「錢花去哪裡了??」。

之前提到，個案募款是不好的作法，但是這次一開始連個案募款都沒有！錢拿去買啥「生命教育教材」去了~~~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想起我一個研究所同學，碩士論文寫國小學生的自殺意念，被所上的老師說他是譁眾取寵，因為兒童的自殺意念，可能根本測量不出來，因為小孩子對生死可能根本沒有概念，這樣子的研究可能到最後會變成「硬ㄠ」。我不曉得給小孩子看什麼「生命教育教材」有沒有用，因為他們可能根本就沒生死的觀念。我也不知道他們長大之後，萬一碰到卡債、失業、家庭問題，會不會因為小時候看了什麼教材，就突然不自殺了。只是一個，就類推到好像這樣子就可以救很多人，如果這個報導是個質性研究，只是用個案就可以推到全部嗎?

講的比較玄一點，這個報導是對「水蜜桃阿嬤」際遇的一種詮釋，他們最後歸因到自殺，但是像高金委員，可能就詮釋成原住民或農業問題，這不能說誰對誰錯，但因為錢的因素，幾百幾千萬捐款一進來，就失焦了。然後，這樣子的詮釋，又進一步作成「這樣子我們應該去買很多教材送小朋友，因此我們要募款來做這件事」的行動決定，這就好像扯的更遠，爭議就更大。

總之，我想到我好多在社福機構的朋友，每年為了政府補助個幾十萬，要拼命去證明自己的服務效率、績效，要應付政府、聯合勸募一堆「科學化評鑑」表格、文書，忙的暈頭轉向，看到商周因為有錢，就大量採購很多根本不知道有沒有用的東西，然後就要一個學校好幾本送去，我不知道我那些朋友會作何感想？這些都是在折磨沒錢的機構的，你有錢要隨便你怎麼搞，誰管的著？我突然覺得，以前學校教什麼「責信」、什麼社會福利或社工「科學的效益評估」都是屁，你有辦法搞(弄)到一筆錢，誰管你科學不科學、效益不效益、評估不評估?錢丟到海裡搞不好捐款的人都不知道？也不了解。 

說了那麼多，大概也是狗吠火車吧。我想起了Quiz Show (台灣翻成「益智遊戲」，1994)這部電影，最後，節目製作人員在美國國會聽證講的話：「媒體賺到收視率、參賽者賺到獎金、廣告贊助商賺到錢、觀眾看的很高興，我們到底傷害了誰?」這事情之後，我想很多人也有這樣子的想法吧？至少商周也會這麼想：「我們到底傷了誰？」關懷弱勢、關心社會，不能這樣子搞，問題沒解決就算了，還傷害到個案、誤導社會對社會福利的認知，最後，也賠上媒體自己的形象。那不如一開始就擺出要消費的樣子算了，也不要搞啥募款了，賺到發行量或銷售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