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其事的活著~~

北京新浪網 (2013-08-23 23:11)

　　秦暉

　　馬里卡納礦山事件：如何緩和階級鬥爭？

　　儘管如此，嚴重的貧富分化仍然制約著新南非的發展並導致明顯的「階級鬥爭」，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工會太強、罷工太多」並不是「完全民主的高人權國家」都會有的現象。但是在南非的條件下搞民主，這確實是很難避免的。

　　由於貧富差別，尤其是黑人中的兩極分化嚴重，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是很明顯的。另一方面，南非在長期反對種族隔離鬥爭時期，社會動員程度已經發展到相當高度。南非的工會會員就有310萬，占正規勞動大軍的25％。而且與美國小工會林立的情況不同，南非工會的集中程度也高，最大的南非工會全國大會（COSATU，簡稱工全會）是世界上三大工會之一，下屬21個行業工會，共有會員180多萬，佔全國工會會員近60%。雖然她是與非國大結盟的執政「三方聯盟」中的一方，但在民主南非的體制下她並不是「官辦工會」，不是強制加入的，也不能禁止其他工會與之競爭。她必須在工人維權上做出成績，而不是只搞些「發發戲票，唱唱跳跳」。因此工全會不僅有自己的訴求，而且常與政府意見相左。例如在愛滋病問題上，工全會就反對姆貝基政府「土法抗艾」的政策，要求向公眾全面提供抗逆轉錄病毒的藥物。

　　比抗艾更實質的是勞資關係。政府如果介入，還會發生「勞政關係」。如前所述，這種民主社會的「階級鬥爭」通常不會「你死我活」，但是也有激化到流血的。典型的就是2012年的馬里卡納礦山慘案。

　　2012年，南非最大鉑金生產商隆明公司馬里卡納礦山的數千工人發生「野貓罷工」（沒有工會組織的自發罷工）。從8月10日起，全國礦工工會（NUM）決定支持。礦工們聲稱：「民主已經18年了，我們不能老拿三千蘭特。」他們要求把月工資一下提高三倍，達到12500蘭特。但是另一工會「礦山與建築工人聯合會」（AMCU）認為，這樣高的提薪率會「搞死」礦山，反對這次罷工。兩邊遂形成對立。

　　南非黑人勞工從「流動勞工」時代就有不少人保留部落時代的帶刀習慣，發生糾紛時動武也不是新聞，但這次就鬧大了。12-14日該礦發生衝突，導致10人死亡。16日警察大規模介入，與罷工礦工發生激烈對抗，34名礦工被槍殺，警察與公司保安各有2人死亡。消息震驚全國，其他礦山工人紛紛罷工聲援，高峰時全南非有7.5萬名礦工捲入工潮。在政府和社會各方介入調解后，平均加薪22%、另外一次性發給2000蘭特的妥協方案逐漸被各方接受。被捕的370礦工也由政府下令分批釋放。至9月20日，工潮平息。而22%的加薪成為全國礦山的普遍措施。

　　馬里卡納事件引起了很大震動，祖馬總統為此宣布全國下半旗哀悼一周，有媒體甚至比之於種族隔離時期的沙佩維爾慘案。這次事件深刻揭示了經濟利益或曰「階級利益」造成的分野：事件發生后，依靠工人選票的南非共與工全會都出來指責作為盟友的非國大政府。而非國大方面，拉馬福薩這樣的礦工工會前領袖因為此時自己也成了礦主，出來指責罷工的「暴徒」，而他不久前還在反對姆貝基「自由主義」的鬥爭中作為「左派」衝鋒在前！作為另一極，前非國大青年聯盟首領馬勒馬不久前因「極左」剛被非國大開除，此時便再次鼓動礦工要求「礦山國有化」。可是絕大多數礦工只求加薪，並不認為「國有」官僚比民營老闆更好，連南非共也反對他的主張。

　　姆貝基時期的非國大政府，由於在鼓勵投資、開放市場、維護產權和財政-貨幣政策方面的謹慎政策（不搞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擴張），被南非共等左派攻擊為「新自由主義」。但從分配方面看，這屆政府其實還是非常左的。正是在姆貝基時期，南非出現了由「負高福利」向「正高福利」的急劇轉型。

　　我曾提到，阿非利卡白人統治的南非有「黑人各盡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種族社會主義」特徵。單就白人而言，那是幾乎類同北歐的高福利體制。但是黑人則處於「既無自由又無福利」的境地。由於初始分配就是黑貧白富，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錦上添花，黑人「有雪無炭」，這種「福利」宏觀上是擴大而不是縮小不平等，我稱之為「負福利」。民主國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不可能有「負福利」。但是舊南非和中國，「負福利」就是個嚴重問題。

　　改變負福利的方式有漸進和激進之別。漸進方式是通過逐漸增加最下層的福利，控制上層的福利，減少反向調節的力度，或者說是從「負高」變成「負低」，逐漸變成「零福利」（不一定是無福利，但福利分配與初始分配同比例給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減少，調節效果近於零），再進一步變成正福利，這時才有西方意義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別。中國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處於零福利前的漸變過程。與過去相比，是從「負高福利」變成「負低福利」，仍然是「負」，但負得少了，離零福利的臨界點近了，這還是進步。

　　這種狀況相當於舊南非在種族隔離末期的情況。當時由於黑人的抗爭、國際的壓力和白人開明力量的推動，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專享變成在覆蓋白人的基礎上也向黑人滲透。到1980年代中期，南非社會總支出（即國家財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務支出）的約40％被用於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白人，43％用於占人口大多數的黑人，白人還是占很大便宜，不過黑人也多少有了點，也是從「負高福利」變成「負低福利」了。

　　1994年以後，南非的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曼德拉-姆貝基時代雖然沒有像辛巴威那樣從產權和初始分配上剝奪白人，但二次分配的變化卻很激進。南非的福利體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傾斜變成明顯向黑人傾斜。到1990年代後期，社會支出用於黑人的比重從43%上升到80%，而用於白人的則從40%急降到10%以下。這等於把原來白人中實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上。南非從「負福利」不經臨界點直接進入了正福利，而且相對於經濟發展水平而言應該說是高福利。這個變化不可謂不劇烈。這個變化在姆貝基時代已經完成，所謂「民粹主義」的祖馬上台後沒有再做多少。

　　「非洲的瑞典」，還是「非洲的蘇聯」？

　　舊南非的特點是無論政治民主還是經濟公平，在白人內部都已經有了很先進的安排，但由於種族歧視，這種安排只供白人專享而不實行於黑人。因此改變這種狀況的方向就是讓黑人也享有那些原來只供白人專享的東西。正如政治上的變革只能是使黑人也擁有原先白人才有的民主權利、而不是把「黑人家園」的「傳統酋長制」搬到白人那裡一樣，經濟上的變革方向，當然也只能是讓黑人享有原先白人中的那種社會保障，而不是把原先黑人那種「既無福利也無自由」的悲慘狀態推廣到白人那裡。

　　中國有些人把所謂「西方的人權標準不能用於中國」看成是「反西化」的「愛國」口號，而不是公然歧視中國人的漢奸口號，但在南非，鼓吹「白人的人權標準不能用於黑人」的只可能是歧視黑人的白人頑固派，以及類似「黑奸」的「黑人家園」親白酋長。黑人解放運動無論漸進還是激進，都是要求「黑人的人權標準必須等同於白人」的。

　　中國將來可能不需要在農民中推行高福利制度，因為過去中國在城市裡搞的也不是高福利。但是南非不同，要想既避免貧富對立導致馬里卡納那樣的悲劇，又不搞辛巴威那種「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相當高的二次分配恐怕是難以避免的。

　　發達國家有「福利國家」和「自由放任」兩大傳統，那麼新南非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後為什麼就不能更多地偏向「自由放任」呢？

　　其實姆貝基政府不是不想這樣。但是他們只能在保護產權、承認初始分配之類的領域有點這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色彩，而在二次分配領域他們基本上不能這樣。因為不論從左派立場對「自由放任」思想的批評，就是從諾齊克式的「右派」立場看，自由放任的正當性在邏輯上是以「起點平等」、「規則平等」為前提的。如果起點平等做不到，那就只有在四種狀態下人們才能接受「自由放任」：一是起點雖不平等但差別不致太懸殊；二是雖懸殊但這起點本身有正當理由（比如合法繼承了清白的財產，或者挖到個大金塊）；三是是否正當已無法考究只能承認現實；四是雖可考究，但在起點佔了便宜的人在掌權，別人只能承認。

　　然而，南非的現實與這四條都剛好相反：第一，種族隔離制度留下的「起點」太懸殊了；第二，種族隔離已被公認為不正當；第三，種族隔離剛剛廢除，不像發達國家的「原始積累」已經過了兩百年沒法追究了；第四，新南非已經發生政權更迭，起點得益者不再掌權而是受損者掌權了。

　　所以，要無條件實行「自由放任」，南非大概只能先像辛巴威那樣，用強權人為地搞出一個平等「起點」。不過，有了這樣的強權，也就不容你自由放任了。所以可供選擇的其實只有辛巴威式的辦法或者姆貝基的辦法。辛巴威式的辦法是剝奪白人土地，搞工礦業國有化，走「社會主義」之路。姆貝基的辦法就是以大力度的二次分配，換得初始分配可以相對自由，產權無需大取大予。

　　從某種意義上講，穆加貝在辛巴威搞的那一套就像「非洲的蘇聯」，曼德拉-姆貝基在南非搞的一套就像「非洲的瑞典」。將來隨著兩極分化的緩和、中等收入階層的壯大、二次分配必要性降低，自由放任的「非洲的美國」或許才會成為一個選項。不少人抱怨曼德拉與姆貝基沒有搞「非洲的美國」，這其實是強人所難、不切實際的。

　　有人分析過，今天南非領取社會福利者的人數大約是所得稅納稅人的三倍之多，這意味著在南非平均每個狹義的納稅人（不包括企業法人在內的自然人納稅者）要負擔三個弱者的社會保障，這種再分配的力度的確相當高。

　　南非儘管失業率高企，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南非不像大多數高度分化的發展中國家的一點是：南非沒有蓬勃發展的「灰色經濟」（非正式經濟）；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估算，南非的勞動力只有15％在非正規部門工作。這個比例在巴西和印度都達到一半左右，有的國家如印尼，甚至高達近四分之三。研究者認為，原因是南非的普遍福利體制。換句話說，很多失業的南非人並不像一些國家那樣靠撿破爛、擺小攤等「非正規」方式度日，福利解決了他們的基本生存問題。

　　舊南非基尼係數雖比新南非略低（其實也非常高），但不僅如前所述，身份性的不平等在性質上就比競爭性的不平等更糟糕。而且由於舊南非的二次分配就整體（即就黑白關係）而言是典型的「負福利」，計入二次分配之後基尼係數肯定更高。另一方面，新南非初始分配的基尼係數確實很高，但由於有很強的「正福利」，二次分配后基尼係數肯定會明顯降低。就二次分配后的情況而言，雖然我們沒有找到確切數字，新南非的基尼係數應該是低於舊南非、而且低得不少的。

　　免費住房政策：消除「流動工人」制度後遺症

　　南非的社會福利有自己的特點。除了前述關於愛滋病導致的醫療問題外，另一個特點就是住房福利比較突出。這是因為種族隔離時代造成的大量「流動勞工」、「兩棲人口」，在民主化以後都有了在城裡安家的權利，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住在過去被白人當局視為「違章建築」的「貧民窟」里，然後同樣理直氣壯地要求國家給他們提供更好的住房。這就造成了南非「福利房」的巨大需求。旅居南非的王曉鵬先生寫道：

　　南非政府在解決 「有序城市化」 （遺留問題）的過程中，有一樣做得要比中國政府好得多，那就是大量修建黑人免費住房，這遠遠好過中國的經濟適用房。不幸的是，在中國國內，因官商勾結太嚴重，幾乎每座城市修建的經濟適用房，到最後都變成了商品房出售；普通百姓如果想租到77元每月的廉租房，恐怕都是在天方夜譚。

　　南非政府在照顧低收入人群住房方面要比中國好得多。如果你是南非公民，並能證明全家無收入或總收入每月低於1400蘭特，那你就可以申請這種免費住房，入住后只需要交水電費。……南非政府至今已經成功解決了近400萬戶家庭的住房問題。要知道，南非的總人口還不足5000萬，經濟實力與中國相距甚遠，能修建400多萬戶免費住房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長期的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勞工的聚集區多集中在城市近郊，例如黑人最大聚集區索韋托距離約翰內斯堡主城區25公里。……這些勞動力多數不是農民，他們白天進城打工，晚上往往又回到聚集區居住。這不像中國那樣，農民工從一個西部省份坐火車到沿海發達省份打工，然後年底返回老家過年。

　　而南非的農村基本是指白人農場區，黑人勞工也是居住在農場附近地區的黑人聚集區，白天到農場打工，基本上沒有中國那種農民工「候鳥大軍」。這個是與中國類似但又不同的格局。

　　現在南非政府正在各地的黑人聚集區大量修建免費住房，為的就是維持社會穩定，讓收入較低的黑人勞工能在居住地附近安心工作，不管結果如何，至少南非政府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確的。而在中國，不用說免費住房，就連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都很少見，這又怎麼能讓農民工安心種地呢？農村收入太少，導致出現了大批飛往城市的 「候鳥」，作為根本的農業自然會出現問題，大量農民工進城后若出現飽和，找不到活乾的無業者又會引發各類社會問題，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在。

　　王曉鵬先生的比較是基本正確的。但有幾點需要斟酌：

　　第一，南非的「流動勞工」原來也並非不是「候鳥」。事實上，當年南非白人政權設計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單身進城打工，住集體宿舍，家屬留在「黑人家園」。而看看地圖就知道「黑人家園」離大城市有多遠，所以那時他們就是「候鳥」。後來他們在索韋托這樣的「城鄉結合部」安家定居，其實並非白人所願，只是他們沒有辦法把黑人再趕走了。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后當然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現在南非只有外籍勞工還是「候鳥」了。中國就趨勢而言其實也一樣，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搬出工棚（集體宿舍），把「留守」農村的家屬接來，在「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租房安家，「農民工」中的「候鳥」率也在逐年下降。只不過中國的這個過程比南非要緩慢得多，至今我們的「索韋托」還是不合法的，政府只要想趕就可以趕走他們，還要宣稱「不補償，不安置。」

　　第二，中國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儘管也是從「福利國家」學來的，並非我們原來那種按特權按身份等級分配的所謂「福利房」。但是由於基本條件的差異，學來的這一套在我們這裏也嚴重變味。其根本原因其實還不是「因官商勾結太嚴重，經濟適用房到最後都變成了商品房出售」，而是很多所謂經適房仍然是變相的「特權房」，連商品房都不是；而是一開始就蓋成「廉價豪宅」，以「安居房」、「集資房」、「團購房」等名義按官位分配，形成所謂的「公務員經適房小區」。另一方面，真正的廉租房申請者邏輯上應該是有當地居住權但住得很差的貧民，可是我國的合法貧民窟（正式說法叫棚戶區）戶主（未必是實住戶）是有戶籍的老市民，對他們另有一套「棚戶區改造」安置補償政策，並不需要申請廉租房。

　　任何國家城市化時期的城市貧民主體都是進城打工的移民而不是老市民，區別只在於其他國家把他們看成城市貧民，也就是廉租房的供應對象，中國把他們看成「外來打工者」，類似於新南非的外籍勞工，雖然在城裡居住著（通常也是租住棚戶區、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卻沒有「居住權」，「住得差」往往是趕走他們的理由，而不是他們申請更好住房的理由。正是這種「經適房優先公務員，廉租房不給農民工」的制度，使得我國的「保障性住房」完全變味，成了一種典型的「負福利」現象。即便沒有「官商勾結」問題，它也沒法正常發揮福利功能。「廉租房」如果標準高了，就可能成為以權謀私的目標，如果標準低了，權力不屑染指，則它又會成為無味的雞肋，因為真正需要它的人是沒法申請它的。

　　新南非的民主制度還造成一個現象，即各黨派在住房問題上的「福利競爭」。開普敦的代爾夫特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事例：1994年4月新南非曼德拉政府成立后，非國大執委、南非共前總書記喬·斯洛沃出任住房部長。他在開普敦的代爾夫特地區籌建一片免費住房，以安置當地的前流動勞工。但9個月後斯洛沃逝世，項目並未完成，前流動勞工便搭建棚戶等待政府的安置，在該地形成一個有兩萬居民的棚戶區，據說是新南非最大的「非正式定居點」之一，這個社區就得名為喬·斯洛沃，非國大控制的南非中央政府住房部繼續在這裏修建正規的免費住房以安置他們。

　　然而，後來反對黨民主聯盟提出要在這裏建立一個「2號門」免費住房小區，以安置周邊的貧民——也是前流動勞工，只是到得早些。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大都是民主聯盟的選民，而喬·斯洛沃的居民則多是非國大的選民。恰巧此前喬·斯洛沃棚戶區發生火災，有一千多戶災民被臨時安置到附近的救災點，於是在2007年12月19日，「2號門」貧民進入小區「佔領」了這片地方（種族隔離廢除之初，南非多處發生黑人貧民進城「佔領」所謂空地空房的情況，在西方的義大利、土耳其等國也有這類窮人「佔領」現象），形成了新南非建立后最大的一場貧民「佔領」事件。

　　喬·斯洛沃貧民不甘示弱，要求政府出面。當時在開普敦執政的非國大-新國民黨聯合政府便要出動警察驅趕「佔領」者。「2號門」貧民上告法院，司法獨立的開普敦地方法院判決警察驅趕行動是非法的，並予以制止。非國大與民主聯盟為此互相抨擊對方「延續種族主義」，迫害窮人。直到2008年2月，高等法院又判決驅逐合法。當局許諾另外擇地給他們建免費住房，但很多人仍然抗拒不搬。2009年，民主聯盟在開普敦所在的西開普省勝選，上台執政，他們又提出異議……在這漫長的爭論期間，政府的福利住房也在同時陸續興建。一般認為，這事的最終結果要到雙方的貧民都得到安置，才算了結。

　　這一事件在一些人看來應該算是民主制度下的「亂象」，但是整個過程雙方都訴諸法律，依靠政黨，最後雙方的問題政府還都得設法解決。這真是一種壞辦法嗎？

資料來源：財經新聞-新浪新聞中心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