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布蘭特在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下跪                       臺灣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碑

    《青鳥》表面上是一部探討教育現象的電影,實際上這部電影碰觸了一個更深沉的議題─轉型正義。

    電影一開始是學校正要展開新學期,在學生魚貫進入校園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學校貼滿了許多的反霸凌的標語、海報等等,接著,我們知道了學校剛發生了嚴重的霸凌事件,但是我們也發現,學校是用一種高度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方式在處理這樣的問題。學生犯錯,就寫悔過書,甚至一直要求重寫,然後在學校貼了許多文宣。又設置了「青鳥」信箱,但老師也是很草率的處理學生的投書,而學生也沒有妥善利用,只是往裡面塞一堆垃圾。

    這樣的歷程很像臺灣男性在當兵的時候,只要部隊發生意外傷亡或嚴重軍紀違規,就是寫檢討報告、開檢討會,然後上級就會要求加強什麼安全教育之類的,然後所有的士官兵就要一直受到各種宣導教育的疲勞轟炸,要寫一堆心得報告。可是大家到底有沒有深刻的反省?沒有人在乎。日後還會在發生嗎?不知道,也無人敢保證。而這麼做也只是為了應付上級或輿論的壓力,告訴大家「我們有做事喔!」如此而已。

    表面上看起來學校是在改變,事實上同學、家長、老師和學校的行政主管,只是想讓事情趕快船過水無痕。因此,村內老師把野口的座位放回去,便遭到學生的反彈、家長的抗議,認為他是在揭創疤,讓大家繼續承受痛苦,校長也告誡他:「應該趕快讓學校回復『正軌』」。類似的論調,我們可以在臺灣的許多二二八事件、戒嚴、白色恐怖的社會討論過程中,不斷地聽到,一直有一種聲音在阻檔我們探討這些事情,不斷有人說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再討論就是沉溺在某種悲情之中。但如果真的有所反省,為什麼會對回顧這樣的歷史產生如此大的反彈?

    在戲中,學生很輕率了就說出「我們已經反省了,也道歉了。」但他們真的反省了嗎?阿部寬飾演的老師在片中也說,他並不是要造成大家痛苦,或者處罰,重點在於「責任」,因為「當事人要一輩子承受痛苦,我們輕易的忘記,是卑鄙的行為」野口同學的位置,其實就像一種「歷史記念物」,像二二八紀念碑、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每個國家多多少都會有這樣的歷史記念物。這樣的紀念物其實最重要的意義,是讓整個社會不要忘記,一旦忘記了,悲劇就會再度發生。

    《青鳥》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今年提名奧斯卡金像獎的加拿大電影《拉扎老師》(Monsieur Lazhar),兩者都是以校園事件為主,但《青鳥》事件的主體是學生霸凌,《拉扎老師》是老師的自殺,但兩者都批判社會在面臨悲劇事件時,經常用種形式主義的方式在處理這種問題,《青鳥》是叫學生寫悔過書、在學校貼文宣、設置所謂的投訴信箱,《拉扎老師》則是做心理輔導。但這些作為往往只是流於一種形式,做了就算了,甚至做了只是為了遺忘,然後趕快「回歸正軌」。

    如果今天一個人欺負了另外一個人,不管是肉體、名譽或是財產上的傷害,我們毫不考慮的就會認為,加害人應該賠償、道歉,然後接受處罰,最近我們在新聞上看到許多酒駕事件當事人,被輿論批判、社會公審而東躲西藏,然後社會上要求死刑也是如此的心態,但如果是一大群人欺負一個人,或者是一大群人欺負另外一小群人,很奇怪,我們就往往會覺得,應該趕快忘記事情,找幾個人出來殺雞儆猴即可。我們可能也忘記了,這樣的迫害和暴行,所有的人都有責任。

    電影到了最後,內村老師要大家「重寫悔過書」,但是,「自己覺得上學期寫的已經很好的,可以不用寫。」我們可以到,有人選擇反省,有人仍就只想趕快「向前看」,唸書自習去了。這樣不怎麼完美的結局,就如同現實社會對於不堪回首的歷史事件,也是有人選擇反省,有人選擇遺忘。而日本由於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罪行,不斷遭到中國、韓國和東南亞國家指責「沒有道歉、賠償和反省」,而《青鳥》這樣的電影在日本上映,也帶有一種歷史反省的暗喻,不知道有多少日本觀眾想到這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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