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無其事的活著~~

1980年代的龍發堂(侯聰慧攝影作品)

龍發堂簡述

龍發堂，在臺灣已不僅是一所收容精神病患的地方，有一段時間，它幾乎成為「精神病」在臺灣的代名詞，其實龍發堂不過是臺灣精神醫療曾相當落後的寫照。1980年代以前，由於精神醫療人力和設施均不足，精神衛生的相關措施也不普及，一個家庭裡出了精神病患者，根本無力處理，不是監禁在家，就是任由其在外遊蕩，而龍發堂就適時填補了這樣的需求。類似的機構過去在臺灣還有很多，而照顧水準與對待病患較龍發堂更惡劣的也不在少數，只不過較不為人知而已。

宗教機構成為精神障礙者的收容機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中世紀的歐洲，許多天主教的修道院、教堂收容精神病患者的不在少數；臺灣在日治時代前後，近代西式的精神醫療機構尚未建立之前，許多寺廟、道觀和善堂也收容若干精神障礙者或心智障礙者，改拍成電影的《瘋女十八年》故事裡，女主角便是監禁在寺廟內。然而龍發堂收容的病患人數之多，衍生的生產事業規模之大，確屬罕見。

創造「龍發堂傳奇」的主角，是龍發堂的住持─釋開豐，1931年生，原為農家子地，40歲時(1969年)發願出家。曾前往龍泉寺、佛教三師等處要求收為弟子，但因李以養豬、養雞為業，有違佛家戒律而被拒，李乃在自家農地上築草寮獨自修行。

1970年，一位婦人跟釋開豐說她的兒子欲拜其為師，但須請師父親自來接他，後來才發現他原來是一位精神病患，長期被家人鎖在一間土塊屋裡，且乏人照料，污穢不堪，但釋開豐仍帶著他一起修行。因他有縱火的傾向，怕他將草寮燒，只能用繩子將他綁在身邊，二人作息一起，不管什麼活動都在一起，並且每天教他道理及從事一些簡單的勞動。據說這名病人逐漸「好」了，並可返家與家人團聚。李能「治病」之名亦不脛而走，從此遠近因聞名而前來求治療、求收容，甚至求收為弟子者越來越多。至1983年為止，已有210人；而自1970年代至1990年，前後進出龍發堂的病患，估計約有1,200人左右。

龍發堂收容的精神病患人數，比較起當時臺灣精神醫療機構，可說是不遑多讓。臺灣在戰後到1980年代之間新成立的醫療機構，除了玉里榮民醫院因特殊政策與環境條件，收容了上千位精神病患之外，其他主要的精神醫療機構如台中靜和醫院40床、省立高雄療養院120床、台北市立療養院60床、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72床、國軍北投醫院甚至只有兩個病房，龍發堂以一個沒有醫療專業背景的機構，竟能收容200位精神病患，遠超過許多公私立醫院，只能說是一個奇蹟了。

隨著龍發堂收容人數和規模越來越擴大，也越引人矚目。除了媒體報導之外，以高雄醫學院文榮光為首的研究團隊，於1982年開始進入龍發堂研究其民俗療法和復健模式，並在國內醫療衛生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甚至有美國著名大學的精神醫療學者，研究龍發堂的民俗療法，釋開豐也曾在1997年赴美國史丹佛(Standford)大學演講龍發堂的精神病復健模式。

龍發堂當時為人所矚目的，是標榜不吃藥的宗教民俗療法，以及使用「感情鍊」約束病患行動。許多將患者送至龍發堂的家屬，均異口同聲表示，自己的家人原本生病，四處求醫完全無效，但送到龍發堂之後，不使用任何西式精神醫療措施，卻立刻痊癒。龍發堂完全不用現代的精神病藥物治療，唯一使用的藥物，是經證實為白開水的「佛水」。釋開豐解釋治療狀況是：

到這裡來的患的多半是精神分裂症，他們都是在其他醫院治不好的，才來這裡，所以除非一般病痛，否則我們不會再用精神藥物治療他，治也一樣藥石罔效。他們的意志彷彿被一種虛妄的聲音控制住了，無法掙脫，連醫生、家人都難以瞭解(註1)。

1980年代的龍發堂(侯聰慧攝影作品)

至於治療的效果如何？雖然部份的家屬相當推崇這樣的治療方法，但當時的精神醫療界認為並不具成效。當時台北市立療養院的主治醫師楊庸一便表示：「不要讓同情誇大了龍發堂的治療效果，它的療效其實是相當有限。」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則指出，龍發堂較當時一般的精神醫療機構而言，病患的死亡率較高，從1982年2月至1984年4月之間，已有35名平均34歲的病人死亡，若以該期間病人平均數200人計算，平均死亡率每年約7.5%，文榮光醫師比較了同時期台南「仁愛之家」，後者每年僅有2.2%死亡率，且龍發堂病患的病情比起台南「仁愛之家」有顯著的退步。

另一個爭議的焦點，則是龍發堂讓病患從事養豬、養雞、成衣加工等生產事業，曾招致壓榨精神病患的批判，甚至被指收取病患家屬金錢，當時甚至有媒體指稱龍發堂是一個「獲利能力既強又豐的『企業』」，估計光是由患者家屬收取的金錢就有五億台幣左右。對此龍發堂均對外否認，表示讓病患從事養機等勞動，一方面是為了堂裡的經濟來源，另一方面也是欲藉由勞動來改善多數病患脫離社會結構且沒有謀生能力的事實，並非要壓榨病人的勞動力。至於家屬交付金錢，乃是自願奉獻，並非龍發堂向他們索取的，許多患者家屬貧困無法負擔任何金錢，他們也一視同仁收容。

2004年5月13日釋開豐住持逝世，同年8月19日，循佛教慣例，舉行坐缸法典，將遺體盤坐入甕，安放龍發堂內天臺，三年之後又循佛教習俗舉行開缸儀式，並將遺體塑金身奉於龍發堂內。

著臺灣精神醫療水準的提昇，人力和機構的增加，以及精神衛生法規日趨完備，加上人權意識的抬頭，已不容許龍發堂這樣非立案卻大量收容精神病患的機構存在。1990年11月25日，由於《精神衛生法》的通過，龍發堂面臨合法的問題，一度宣佈解散，所有病患交家屬領回。之後經過各方的協商和斡旋，龍發堂仍維持運作迄今。近年來龍發堂也改變了過去的作法，取消了「感情鍊」的治療方法，與醫療機構合作治療收容的病人，並縮減了過去被批評為斂財的生產事業規模，逐步廢除了養雞、養豬、裁縫場等設施，轉為讓病患學習樂器、藝陣、廚藝、開車等技能。甚且由政府輔導介入轉型成財團法人基金會與療養院，朝合法化方向努力，並陸續將病人轉入其他精神醫療機構，目前收容病患約六百人 。

侯聰慧作品簡述

1980年代的龍發堂(侯聰慧攝影作品)

侯聰慧，1960年生，高雄市人，從小的興趣是畫畫，偶而玩攝影。國中時有段叛逆期，覺得學校教育方式「很無聊」，曾一度自己北上找工作。15歲仗著平日喜歡聽聽音樂，對音響器材也略知一二的本領，侯聰慧接著界在自家開起了唱片行，那時他才15歲。高中畢業後，他和朋友做了一陣子的室內裝潢，隨後去服兵役。在當兵期間罹患了憂鬱症，被送到軍醫院去治療。

病情漸有起色後，他便去旗山幫忙親戚養雞，雖然務農的單純環境有助調養身心，也一直按時福要，但他的情緒始終非常低落，於是便去高雄醫學院的精神科病房治療，相較於軍醫院的森嚴戒備，私人醫院當然人性、自由得多，侯聰慧顯得開朗不少，和醫生、病人處得不錯。逐漸拾回自信和歡樂的侯聰慧，利用閒暇在醫院看了不少專業書籍，碰到問題就請教醫生，直至觸及了有關復健方面的報告後，他興起了開店的念頭。經過多方奔走遊說，醫生、病患家屬都同意配合，侯聰慧家裡也願意出資贊助，所謂的中途之家─「仙人掌咖啡店」，終於在1982年底順利開張，後來也發展成為「康復之友協會」。

1983年，「龍發堂」開始被媒體大幅報導，為了對曾與自己境遇類似的病患寄予關切侯聰慧循線前去探視，幾次往返，他決定拿起相機，替精神病人講講話。談到拍攝「龍發堂」的心態，1995年他接受《拾穗》雜誌採訪時曾說：「我當時並無意朝攝影發展，只覺得自己想拍、能拍。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也因為如此，我處理鏡頭的動機、方式和別人不同，但是離專業攝影還有段距離。」2005年，他接受《藝術家》雜誌訪問時表示，龍發堂是一個幫家屬解決問題的地方，但卻不是幫病患本身治療的場所，龍發堂以一種為病患「出家」的方式轉移病患家屬在俗世中的責任，所以，一個應該是讓人修性成佛的地方，反而變成了人間煉獄，精神病患在院中沒有自尊，甚至裸身示人、捆鍊相縛，這一切看在也曾生過病的侯聰慧眼裡，份外有刻骨銘心感受，因此也促成了他拿起相機的主因。

之後他將咖啡店經營出讓，接著自地租地墾建，養了兩年羊，期間他拍攝「龍發堂」的聲名大噪，驚動不少攝影界的人士，也因此正式踏入攝影圈，並北上先後在兩家政經雜誌任職，目前侯聰慧仍以臺灣社會作為攝影題材持續創作。

侯聰慧的「龍發堂」攝影作品，直到拍攝後兩年多才沖片，三年多之後才洗出影像，並集結成《龍發堂I》和《龍發堂II》兩部作品，正式呈現作品已經是拍攝完近十年後的事，之所以會拖延發表的時間，他曾說：「為了摒除其他有色的眼光，使我的作品回歸單純的影像，是從攝影的角度欣賞，而無須擔心受意識形態的污染……」。由於底片在這段期間已經發黴，故沖洗出來的影像有些模糊，無意間形成一種不同的影像效果和風格。對於底片發黴造成的效果，候聰慧曾說：「其實那反而是種『想當然耳』的平靜感覺。擱了那麼久，照理是沒指望了，因為以前搞暗房時玩過很多實驗，我試晢改採長時間高溫高熱的特殊方式沖洗，會造成這種『神來之筆』，靜電磁場的變化，也應算是一大功臣。」

2005年《藝術家》雜誌在侯聰慧的報導最後，對於他的作品做了一段很好的評論和註解：「永不消失的社會強權，也正如永受忽視的弱勢般，不會改變，但在所有這樣被大眾棄絕的智識場裡，同樣的戲碼不斷上演；疾病本身無罪，但態度的患病卻該被滅絕，抗爭與改變不會在一夕之間完成，然後精神與人智的廢墟也未必在遍地荒蕪之處才生，所有事件的兩端都繫於態度上，因此長夜的計數或是可能無盡，空間的變奏啟唱於觀念轉變的那一刻，而幻形的空間其實有時晶量了人們的雙眼，在不同的時刻裡也促醒了迷惘的人們。」 (註2)

(註1)伍翠蓮(1986)，《文明軀不走的名「堂」─剖析龍發堂的「神」效》，聯合月刊，56 期，頁78~81。
(註2)本文內容除龍發堂治療方法的描述外，其他引自朱喬(1991)，《龍發堂經營學探秘─從一個零到八個零的創業奇蹟》，財訊雜誌，106期，頁302~305；沈獻程(2002)，《台灣慢性精神醫療設施的歷史變遷研究》，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周本驥(1986)，《他們還能等多久?龍發堂事件之探討與反省》，張老師月刊， 100期(第17卷第4期)，頁18-31；黃筑(2007)，《龍發堂攝影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欲了解龍發堂近年來發展狀況，可見官方網站http://www.kf.org.tw。